严复的政治思想
严复的政治思想
郑剑顺 冯志华
作者简介：郑剑顺，男（1945~），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漳州天福茶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邮编：361005
冯志华，男（1978~），漳州天福茶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系助教，历史学硕士。邮编：361005
［提要］本文考察和讨论严复政治思想中的变法思想、民主思想和自由思想。严复的政治思想突出的特点是实现了由传统政治思想向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变，他从西方思想宝库和现实社会中获取知识和智慧，接受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观念和思想，将其介绍传播给国人，呼吁满清王朝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走上强国富民之路，扭转危难国势，救亡图存，振兴图强，充分体现严复政治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严复政治思想
严复是晚清接受西学教育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一，有丰富的西学知识，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较深造诣。他学古通今，学西贯中，成为大学问家。他报效祖国的不是他所学的轮船驾驶和航海专业技术，而是救国救民的学问。他留心国情、国事，考察西艺西政，努力探索强国富民之道，积极提出各种见解，在政治、经济、教育、学术等各方面都有深刻独到的思考和主张。
当严复进入船政学堂学习的时候，中国已遭受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引起思想界的大震动，“稍变成法”开始为朝野所接受，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道德观念、义利观念等开始突破。在船政学堂学习五年之后，严复作为首批船政公派留学生赴英国留学深造。当他学成归国步入社会时已是光绪初年。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的进行和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民族危难都是他步入社会后的亲身经历。所以，时事、政治引起严复的热切关注，如何改革政治、扭转局势是严复首先面对和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对严复的政治思想中的变法思想、民主思想、自由思想作考察和讨论。
一、变法思想
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在中国人心目中不起眼的东瀛小“蛮夷”在战场上连连击溃“天朝上国”的驻防军，使国人大受刺激。这场抵御侵略的战争是对兴办三十多年的洋务事业的严峻考验。原以为，对西洋人打不过是因为西洋人船坚炮利，所以赶紧“借法自强”，制造轮船、枪炮，编练了海军，训练了陆军，可是，有了这些却仍败在东洋岛人手下。于此，国人又一次大受震撼，大受教训，大受催醒。有识之士认真检讨洋务事业的不足和问题，更多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变道”上，认为仅仅“变器”是不够的，还要赶紧“变法”。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刊发《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章，极力呼吁变法。他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①
严复深刻分析中国面临的时局为“世变之亟”：“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②自视“礼仪之区”的中国屡受“犬羊夷狄”之族之侵侮，而莫与谁何，这是不必忌讳的“奇耻大辱”。何于至此?严复指出，原因就在于“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夷狄”富强，而中国贫弱，这是明摆的事实。看不到西洋富强，是“无目者也”。在如此局势下，中国不讲富强，就无以“自安”，就会继续遭强国欺凌，而讲富强就要用“西洋之术”，用“西洋之术”，要有“通达事务的真人才”。严复说，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狂易失心之人”。③
“方今之计，为求富强而已矣；彼西洋诚富诚强者也，是以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与师。”④严复呼吁以“西洋”为师，变“今日之政”和“变今之俗”。变“今日之政”，包括“建民主，立真相”，“通铁轨，开矿功”，“练通国之陆军，置数十百艘之海旅”等。严复指出，仅此还不够，还必须“变今之俗”。他引用斯宾塞尔的话说：“富强不可为也，政不足与治也。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他强调“变政”要有“民”的素质基础，就是“民力、民智、民德”三民素质基础。他说，如果民力苶，民智卑，民德薄，那么，“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因为政如“草木”，要有相宜的土壤、气候，否则就会“萎矬”，甚至“僵槁”。“物各竞存，最宜者立”。他说：“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这是严复非常强调的“变政”前提。他写道：“夫如是，则中国今日之所宜为，大可见矣。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⑤在此，严复把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视为“变政”的重要内容。
中国民之现状，其力、智、德三者，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而形成的性格，不可能在“旦暮”之间“淘洗改革”。然而，严复认为：“自微积之理而观之，则曲之为变，固有疾徐；自力学之理而明之，则动物有由，皆资外力。今者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至疾，方在此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于此乎而大可为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⑥
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认为，变法首先要变的，“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他列举了八股的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说：此三大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因此，严复提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的“救之之道”。他阐述西学为实用之学，为国家致富强之学，指出“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⑦
严复批评“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的迂腐观念，指出天在变，地在变，道也在变：“夫始于涅菩，今成椭轨；无枢渐徙，斗分岁增；今日逊古日之热，古晷较今晷为短，天果不变乎?炎洲群岛，乃古大洲沉没之山尖；萨哈喇广漠，乃古大海浮露之新地；江河外啮，火山内崩，百年之间，陵谷已易；眼前指点，则渤澥旧界，乃在丁沽，地果不变乎?然则天变地变，所不变者，独道而已。虽然，道固有其不变者，又非俗儒之所谓道也。请言不变之道：有实而无夫处者宇，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三角所区，必齐两矩；五点布位，定一割锥，此自无始来不变者也。两间内质，无有成亏；六合中力，不经增减，此自造物来不变者也。能自存者资长养于外物，能遗种者必爱护其所生。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第变者甚渐极微，固习拘虚，未由得觉，遂忘其变，信为恒然；更不能与时推移，进而弥上；甚且生今反古，则古昔而称先王，有若古之治断非后世之治所可及者，而不知其非事实也。”⑧他指出：“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
严复强调说：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无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善夫吾友新会梁任公之言曰：‘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⑨意思是说，在今天形势下，相变也变，不想变也会变。主动变法，变法之权掌握自己手里，被动变法，变法之权就会让别人掌握去。
1898年，严复在《国闻报》上刊发《拟上皇帝书》，阐述政见。他分析形势，强调变法的重要和变法所应采取的措施。他指出：朝廷在内治要变法，“法敝”就要“知变”，“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法”。他说：“夫甲午一役，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所以，变法图强的形势更为逼人。中国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为什么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内治问题在“法既敝而不知变”。“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为之损益。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祀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因此，一定要掌握变的主动权，才不会让人来变，“新朝改物”。他建议未变法前所亟宜行者有三事：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他写道：“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
二、民主思想
由专制制度变为民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政治制度的重要转变。西方列强的民主制度建设已有200多年历史，而中国尚未出现这种转变。严复留学英国，亲身感受到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并从西学、西方报刊宣传中了解、认识民主制度，结合中国的政治、社会现实，提出自己对民主的看法。
首先，严复称赞西方的民主制度，“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无法”指自由、平等、民主，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有法”指规章制度(“官工商贾章程”)，其国“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之所以如此，严复指出，西洋各国都“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因此，国家强盛，甚为“可畏也”。
严复说：西洋谈论国家治理者都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中国尊崇帝王者认为，“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把天下当作私产，把臣民视为奴隶。“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他指出专制国之兵败于民主国之兵的必然结果：“窃尝观之西国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得能者为将，则当者皆靡，如华盛顿之自立与拿破仑之初起是已……真实民主之国，其兵所以最强者，盖其事虽曰公战，实同私争，所保者公共之产业国土，所伐者通国之蟊贼仇雠。胜则皆乐而荣，败则皆忧而辱，此所以临阵争先，虽挫而不溃也。……独至主尊将贵，邈然不亲，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应募而为兵也，如牛马然，其心固漠然无所向，迫于饥寒，觑数金之口粮以为生计耳。至于临阵之顷，于其上非所爱也，于其敌非所仇也，一军未破之时，顾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时而可用者，则必内地之战争，前有城池掳掠之获，后有官职保举之优，有一不存，其兵皆废。”
其次，严复认为，中国要谋富强，应该效法西洋，“道在去其害富其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他指斥自秦以来的“君”(皇帝)都是“大盗窃国者”。“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窃了国，怕民知觉，而“复之”，所以，又行愚民政策，“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对“天下之真主”的民“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窃国者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他希望清朝廷仿效英国，使民“自为”治理国家：“陛下惟恭已无为，顺民所欲，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强已富矣。彼英国之维多利亚，不过一慈祥女主耳，非所谓聪明神武者也。至若前主之若耳治，则尤庸暗非才。然而英吉利富强之效，百年以来，横绝四海，远迈古初者，则其民所自为也。”他指出，“天下未有民权不重而国君能常存者也。”
严复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今使其人目略识旁行之文，足稍涉欧、美之地，则闻闻见见，将无所谓而不然。彼中三尺童子皆知义务民直为何等物也。至于发明伦理治法之书，则于前数者之义为尤悉。”士生今日，如果不读西书、不治新学则已，如果读西书、治新学而乃取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之说而绝这，这是大笑话。
严复介绍西方论政治名著：欧洲论治最古之书，有柏拉图之《民主主客论》，与亚理斯多德之《经国论》，为泰西言治这星宿海昆仑墟。自百数十年来，英奇辈出，皆有论著，若郝伯恩、若洛克，若孟德斯鸠，若卢梭，若恭德，若边沁，若穆勒，若托克斐，若浑伯乐，皆蔚成一家之言，为言治者所取法。最后则有麦音，斯宾塞尔，伯伦知理诸家，为近世之泰斗。并就中西政治制度的不同及产生的不同效果作了比较：今泰西文明之国，其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譬如一法之立，其始则国会议而著之；其行政之权，自国君以至于百执事，皆行政而责其法之必行者也。虽然，民有犯法，非议制、行政二者之所断论也，审是非，谳情伪，其权操于法官。法官无大小，方治职时，其权非议制、行政者所得过问也。谳成奏当，而后行政者施罚，责其法之必行。此文明通法，而盎格鲁之民尤著。故其国无冤民，而民之自任亦重。泰东诸国，不独国主君上之权为无限也，乃至寻常一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而领之。故官之与民，常无所论其曲直。“是故中西二治，其相异在本源。治体之顺逆良楛，其因；而国势之强弱，民生之贫富，其果。”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专制“治体”。“浅者耸于富强之表，则徒从其末而求之。稍进乃有所建设，有所补苴，有所变改，独至本源之地，则变色相戒，以为不道之言。则何怪徒糜财纷更，而于国事无毫末补益乎?”其意思是说，中国仿行西法，如果仅仅“师夷”制船造炮、兴学育才等是“从其末而求之”，不可能收到满意效果，而应从治体这一根本上“变改”。但有识之士一谈及“本源”的变改，则被视为大逆不道之言，因而使人们谈“治体”而色变。
再次，严复强调“民质”在实施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严复认为，民主要建立在民能自治的基础民要有政治觉悟、政治能力。严复所说的“民质”，就是民力、民智、民德的高下。民主的程度要与“民质”的水平相适应。由于两千多年专制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使中国“民质”水平低下，所以实行民主制度要首在提高“民质”水平，实现民主的目标有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
严复在《原强》、《救亡决论》诸文中，“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竞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认为“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斯，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
严复说：中国如“病夫”，民智下，民德衰，民力困，所以，有一倡而无群和，靠少数人想实行民主必无成效。“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
在《辟韩》一文中，严复批评韩愈《原道》对君主专制的看法：“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他指出，这是颠倒的说法，应该倒过来说：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有其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意思是先有民，而后才有君、臣之立。所以，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严复很赞赏孟子的这句名言，称为“古今之通义”。由此，严复指出民主是合理的，“君臣之伦”是出于不得已的。因为民还没有达到自治的水平，所以“君臣之伦”还暂时不能摒弃。民之所以不能自治，是由于“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当今，应“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一旦民能自治，君应还政于民，“悉复而与之”。
在《〈日本宪法义解〉序》中，严复阐述民质高下与民主法治的关系：“今夫政学家之言国制也，虽条理万殊，而一言蔽之，国立所以为民而已。故法之行也，亦必视民而为之高下。方其未至也，即有至美之意，大善之政，苟非其民，法不虚行；及世运之进也，民日以文明矣，昧者欲殉区区数百千人之成势私利，执其溼束虏使之法，挟天祖之重，出死力保持，求与之终古，势且横溃荡决，不可复收，而其群以散。此为治之家所以必消息于二者之间，以行其穷变通久之术，则法可因民而日修，而民亦因法而日化；夫而后法与民交进，上理之治，庶几可成。”
言变革专制制度，实行民主政治，严复再三致意世人要体察民力、民智、民德。他认为，“数千载受成之民质，必不如是之速化；不速化，故寡和。寡和则勍者剋之，必相率为牺牲而后已。”他提出应“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
当清政府筹备立宪之际，他在致学部书中写道：“今者吾国议立宪矣，立宪者，议法之权公诸民庶者也。然民庶不能尽议法也，则于是乎有国会之设而乡邑有推举代表之权，地方有行政自治之设，凡此皆非不学之民所能胜也，而不识字者滋无论矣。”“国家远取近观，知五洲列强，其进步之所以速；夫岂不愿国会早开，使吾上下棣通，君民相保，以成自强不息之局。顾乃回翔审顾，不敢沛然涣然者，亦以斯民程度之或未至耳，则不得已而为预备之说。”
基于上述考虑，严复晚年面对民主革命形势，针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制度的努力更是表示疑异，反复强调中国民之程度不足民主，中国不可行民主共和。如他于1911年底，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说：“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因为今日“吾人之程度不合于民主”。1913年，在致熊纯如函中也表达同样意思，他说，他不是有爱于觉罗氏，所以哓哓者，是认为“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民主共和制度，民质的程度“乃真不足”行民主共和制度。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共和制度受到各方面挑战，诸种政治势力争夺权位，政局动荡不安。严复一方面认为，此为“人欲极肆之秋”，政界无一“佳象”，“时政黑暗如故”。他说：身居北京，“耳目日受时局激刺，真不觉有生趣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民主与专制的反复，新与旧的摇荡，是“社会钟摆原例，无可奈何者也。”他指出，这是因为民初“破坏”旧法过头了，“举国暗于政理，为共和幸福种种美言夸辞所炫，故不惜破坏旧法从之”。造成混乱后，“令人人亲受苦痛，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如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至于其时，又未必不太过”。这种现象，严复都归结于民质程度与所施法度不相适宜所致。他在私人通信中一再表示：“夫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乃贸然为之，以此争存，吾决其必无幸也。”
严复所理想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君宪制度，认为这才是与中国民质相适宜的民主制度。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和主张。他说：“民国初建之时，吾辈于其国体，一时尚难断定。大抵独裁新倾之际，一时舆论潮热，自是趋向极端，而以共和为职志；数时之后，见不可行，然后折中，定为立宪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历史国情推测如此，不敢谓便成事实。”为什么说“不敢谓便成事实”?因为严复认为：“君宪既定，孰为之主，乃为绝对难题”。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后，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实“阴行其中”。严复对此觉得也未尝不是君宪的一种模式，所以认为这也是与民质相宜的一种不得已做法。当袁世凯仍不满足已有权位，想变更国体，登上皇帝宝座，拉拢严复参加筹安会、起草劝进书时，严复感到袁氏“怀抱野心”，告诉前来示意的说客：袁公执政数年，号为民主，实行专制。“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况且，政体改变已四年，“此时欲复旧制(帝制—笔者)，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实非国家之福，不特于袁氏有大不利也”，反对复辟帝制。并自此闭门谢客，筹安会开会，以至请愿，继续劝进庆贺，严复都“未尝一与其中”。
袁世凯倒台后，严复深感中国难觅一位贤能之才担当施行君宪的“总理”：“今试观全国之中，欲觅一堪为立宪总理，有其资格势力者，此时实在尚未出现也。”他痛心时局酿成“武人世界”。而中国的武人与欧美不同，大抵都是“下流社会之民”，素质差，因此，是“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这些武人，“以盗贼无赖之人，处崇大优厚之地，操杀伐驱除之柄，而且兵饷之权不分，精械美衣，费帑无艺，则由是穷奢极欲，豪暴恣睢，分土据权，宁肯相让”。而且，他们为了疆场上争斗，“借款输械，动涉外交，于是密约阴谋，遂启卖国。”
严复认为：“盖武人譬犹毒药，当暴民专制之秋，乃为对证(症)，今暴民已去，则毒药徒有杀人之功，甚可畏耳。”武人对民主制度的摧残，使民主成为泡影。因此，“共和前途，无论如何，必其中央政府真具能力，能以约束进退此等武人者，而后国事可云顺轨”。
三、自由思想
自由，指言论自由，行为自由，这是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是民主之“体”。民无自由，谈何民主。所以，自由、平等、民主是密切联系的。当然也有区别，区别在于：民主一般体现在政治活动中，自由、平等则不仅体现在政治活动，而且也体现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中。严复推崇自由，他在中西比较中指出西人有自由，中国无自由。无自由导致国弱民穷，导致民质低下。因此，中国要图振兴、谋富强，要仿行自由，使民享受自由。
1895年，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严复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数千年教化，都是教人服从、听命，重三纲、重亲亲、以孝治天下，尊主、贵一道而同风、多忌讳等，从不谈自由。西方则不同，“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这段话的意思是，西人认为，自由是天赋的，是人人、各国都具有的权利。国家立法订章保护自由，惩处侵犯人自由的行为。一方面，人人有自由、享受自由；另一方面，每个人，包括国君都不能去侵犯别人的自由，如杀人，伤人，抢夺别人财物等，都是侵损别人自由的行为。
严复指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毫无自由观念。“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极，至于怀诈相欺，上下相遁，则忠孝之所存，转不若贵信果者之多也。”
1903年，严复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一文中对“自由”有较深刻阐述。首先，他对“自由”一词的词义作了解释。他在译文中把“自由”译为“自繇”，理由是由、繇二字虽然是古通假字，但是依西文规例，本一玄名，非虚乃实，所以写为“自繇”，而不作“自由”。自繇的西文原古文作里勃而达(Libertas)，常用文作伏利当(Freedom)，与奴隶、臣服、约束、必须等字为对义。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其次，他阐述“自繇”的思想含义。他指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为人们分别“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自繇并非可为所欲为，无拘无束。如果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就没有什么界限了，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没有谁会去禁止他。“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这里说的意思是，一个人的自繇要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繇为界限，这就是处在人群中的每个人的自繇。他说：就政治上而言，“贵族之治，则民对贵族而争自繇。专制之治，则民对君上而争自繇，乃至立宪民主，其所对而争自繇者，非贵族非君上。贵族君上，于此之时，同束于法制之中，固无从以肆虐。故所与争者乃在社会，乃在国群，乃在流俗。”就言论上而言，“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亚理斯多德尝言：‘吾爱吾师柏拉图，胜于余物，然吾爱真理，胜于吾师。’即此义耳。”“总之自繇云者，乃自繇于为善，非自繇于为恶。特争自繇界域之时，必谓为恶亦可自繇，其自繇分量，乃为圆足。必善恶由我主张，而后为善有其可赏，为恶有其可诛。又以一己独知之地，善恶之辨，至为难明。往往人所谓恶，乃实吾善；人所谓善，反为吾恶。此干涉所以必不可行，非任其自繇不可也。”再次，严复认为，自繇与民的“自治力”有密切关系：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众。由此可知自繇之乐，惟自治力大者为能享之。而气禀嗜欲之中，所以缠缚驱迫者，方至众也。”
在回复胡礼垣函中，严复肯定胡礼垣信中所说“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以同归；大同郅治之规，实学途之究竟”是“见极之谈，一往破的”。同时指出：世界各国虽然都以平等自由为“正鹄”，但是，中间所采取的“涂术”各有不同。因为各国“天演程度各有高低”，所以不能强求一律。吾国民此时之程度，如即给予平等自由，“适成其蔑礼无忌惮之风，而淘汰之祸乃益烈，此蜕故变新之时，所为大可惧也”。意思是平等自由度要与民质程度相适应。
1906年，严复应邀在上海青年会演讲政治学，严复说：此次讲政治，“乃取病夫症结，审其部位，一一为之湔涤，反复剖解，期与共明，并言此后立宪为何等事”。他在演说中，阐述政治学有关理论，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并结合中国的政治“症结”，进行剖解，发表看法。演讲共八讲，其中有三讲谈自由问题，包括什么是自由，自由必须明确的界限，自由与民主、自由与立宪、自由与政府管理、自由与民质的关系，各国的自由状况，中国的现状及对自由所应采取的态度。
严复说：民权、自由不仅为西国所乐道，也为吾国士大夫所崇拜。“独惜政治所明，乃是管理之术。管理与自由，义本反对。自由者，惟个人之所欲为。管理者，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是故自由诚最高之幸福。但人既入群，而欲享幸福之实，所谓使最多数人民得最大幸福者，其物须与治理并施。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其意思是自由是有限度，不是无限度的。如何使自由与治理相协调，而不是相妨碍，这是政治家要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严复指出，自由有政界自由，有社会自由。“政界自由，与管束为反对。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社会自由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即已与群之自由。他具体地阐述了政界自由。他说：“自由者，不受管束之谓也；或受管束矣，而不至烦苛之谓也。”意思是政府对民该管束的管束，不该管束的不管束。这样的民就是自由的。如果对民不该管束的也管束了，这样的民就不自由了。所以，严复指出：“自由二字，合依最切之义，定为与政令烦苛或管治太过对立之名词。”“人生无完全十足之自由，假使有之，是无政府，即无国家。”“吾辈每言某国之民自由，某国之民不自由者，其本皆非指完全自由之事。乃谓一人之身，既入国群之后，其一生之动作云为常分两部：其一受命于他人之心志，其一自制于一己之心。以各国政俗不齐，是两部者，常为消长，有多受命于外志者，有多自制于己志者。后者谓之自由之民，前者谓之不自由之民，非言有无，乃论多寡。”“民之自由与否，其于法令也，关乎其量，不关其品也。所问者民之行事，有其干涉者乎?得为其所欲为者乎?抑既干涉矣，而法令之施，是否一一由于不得已，而一切可以予民者，莫不予民也。使其应曰然，则其民自由，虽有暴君，虽有弊政，其民之自由自若也。使其应曰否，则虽有尧、舜之世，其民不自由也。”此处阐明的意思是，政界国民之自由与否，与政体无关，“其于法令也，关乎其量，不关其品”。
严复还认为：自由有时可以为“幸福”，有时会为“灾害”。“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如果“用之过早，抑用之过当”，自由就会为“灾害”。“夫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吾未见程度既至，而不享其福者也。”
世俗对自由作如下三种理解：一、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制干涉未自由。二、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由。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而此类自由，与第二类之自由，往往并见。严复指出，世俗对自由的这些理解都不“科学”。科学的定义，应“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政令简省至如何程度，必须掌握适度。过于简省，自由过于极点，是无政府，无责任。无责任，“政府自由而无制，则国民颦首蹙额之日至矣。”民不仅享受不到自由之幸福，反而会遭受灾难。
严复旁征博引，以西方各国为例，说明自由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程度。一个国家，在哪些方面可以给民自由，哪些方面要创章立制，不能给民自由，都各不相同。同一国家，因时移境迁，立制多少，听民自由多寡也不同。“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为之狭，其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时世相得，而后不倾。”“国于天地，以所当时势民材之不齐，每有今所可任自由，而百年以前，乃政府之所必事者，亦有在此国可任自由，而彼国必为政府所管理者”。譬如宗教学术，此今日欧西各国，大抵放任者也，而古欧今亚，其干涉于此二事尤深。严复认为：对自由，“昨日之所是，可为今日之所非；此际之所祈，可为后来之所弃。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为死法。即如十八世纪无扰之说，至于近世，其所致之反动力亦多。故于一切政事之中，其说有全胜者，而亦有不全胜者。全胜，如宗教自由是已。乃至自由商法，则虽得亚丹斯密Adam Smith之大力，而所胜者仅在三岛。若夫欧、美二大陆间，至今商务，犹为政府之所保护而维持，则众目所共睹者。甚矣!政之不可以一端论也。”
严复指出，各国在自由限制上也有共同点，即政府所应作的事，“政府之天职”。如国防建设上的立法，以法部勒国民，使之共守国，“静则为守，动则为攻”，由政府决定和与战。又如刑法，用以“锄强梗，诘奸欺，保民之身家”。再如民法，用以“平争讼，正质剂，责契约”。凡此都是各国政府“所同事者”，都要立法限制的。
民国初年，帝王专制被推翻后的政局动荡，严复坚信是他的民主、自由要与民质程度相适宜的看法得到证实。他于1914年发表在《庸言报》上的《〈民约〉平议》文中说：“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自不侫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诚为平国要素，而见于出占投票之时。然须知国有疑问，以多数定其从违，要亦出于法之不得已。福利与否，必视公民之程度为何如。”
四、评论
以上我们考察了严复政治思想的三个方面内容。严复政治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内容，即维护主权与对外开放思想，郑剑顺已有专文论述，此不重复。当然，政治思想的内涵很广泛，只能择要述评，不可能一一论列。
严复的政治思想突出的特点是实现了由传统政治思想向近代政治思想的转变，他从西方思想宝库和现实社会中获取知识和智慧，接受西方行之有效的政治观念和思想，将其介绍传播给国人，呼吁当局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走上强国富民之路，扭转危难国势，救亡图存，振兴图强，充分体现严复政治思想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晚清需要改革和开放，不仅经济、军事上要改革，政治上也需要变革。变则存，则强；不变则亡，则弱，这是摆在清朝当局面前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严复清醒地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反复阐明要进行变法的道理，大声疾呼，振聋发聩，不惜冒惊世骇俗之嫌，不遗余力呼吁变法，充分体现严复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和不计个人言论安危的奉献精神。
国家要进步，要富强，就要改变传统观念，改变传统社会，学习西方，接受近代观念，步入近代社会，而不能固步自封，守旧不变。树立“变”的观念是改革旧政的前提。所以，严复非常强调这一点，他指出没有百年不变之法，不变的是自然法则、科学定理、原理，其他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包括人、物、都在变。更何况已显露出各种弊端的中国政治制度，没有理由守住不变，变是唯一出路。严复在这方面阐明的道理十分深刻、精彩，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启发性。
如何变革传统的政治制度，严复提出学习西方，仿行西法，实行民主制度。要实行民主制度，就要使民享受自由、平等权利。民主、自由、平等，这是近代西方政治的核心内容。西方的实践证明，民主政治制度比专制政治制度优越，是国家所以富强的根本原因和保障。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敌不过西方，屡屡失败，根本原因也是制度问题，是专制制度的失败。所以，严复认为，中国也要实行民主制度，否则，不会从根本上扭转颓势。民主制度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是符合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主张和思想。严复对民主、自由的认识是正确的。
在实行民主制度，使民享受自由、平等权利上，严复非常强调提高民的素质，即提高民力、民智、民德水平。严复认为，行何种政治制度，要与民质水平相适应，要使传统的民质水平经过宣传、教育，提升到近代水平，才能保证传统政治制度的成功变革。严复是同时代有识之士中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加以强调的一位高明人士。
从理论上，思想上、目标上说，严复提出的民质水平要与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相适宜，是正确的，对政治制度建设和公民的相关教育是很有指导和启发意义的，也很有现实借鉴意义。因为公民要很好地行使民主权利，要有相适应的素质，进入政治决策层、管理层的公民更要有高水平的素质。
然而，民质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政治制度的变革依靠先知先觉的有识之士和政治精英，有可能在一年半载或一月数月间，甚至几天内实现，但是，民质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的教育和培养。两者在时间上是不对等的。不能等到民的素质提高到理想化的水平再来进行政治制度变革，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如果这样的话，必然延误政治制度变革，妨碍政治制度变革。严复一方面深感政治制度变革的紧迫感，迫切呼吁变法，另一方面又强调民的素质要与民主制度的实行相适应，这在时间上成为矛盾。基于如此的指导思想，使严复对暴风雨式的民主革命接受不了，影响了他晚年的政治进步。
尽管如此，严复的政治思想在总体上还是进步的，是值得肯定的先进思想。他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都非常精辟。在民主制度上，尽管他主张君主立宪，但不影响他具有的民主精神。尽管他晚年反对民主共和，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始终崇尚的民主、自由思想，指责他“倒退”、“保守”、“落后”是不妥的。应该说，他反对民主共和，只是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形式，而不是反对民主。
严复在政治思想上，对变法、民主、自由的阐述，留给我们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前人曾受到鼓舞和启发，后人也从中多有受益，值得我们很好加以总结，继承和发扬。
注释：
①《救亡决论》，见卢云昆编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44页。以下简称《严复文选》。
②《论世变之亟》，见《严复文选》，第3页。
③《严复文选》，第6页。
④《严复文选》，第28页。
⑤《严复文选》，第29页。
⑥《严复文选》，第30页。
⑦《严复文选》，第44～54页。
⑧《严复文选》，第54～55页。
⑨《严复文选》，第35页。
《严复文选》，第一册。
《严复文选》，第13页。
《严复文选》，第14页。
《原强》，见《严复文选》，第14页。
《辟韩》，见《严复文选》，第39页。
《严复文选》，第82页。
《辟韩》，见《严复文选》，第39页。
《拟上皇帝书》，见《严复文选》，第77页。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见《严复集》，第一册，第90页。
《主客平议》，见《严复集》，第一册，第118～119页。
《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集》，第一册，第147页。
《与梁启超书》，见《严复集》，第三册，第514页。
《主客平议》，《严复集》，第一册，第120页。
《宪法大义》，《严复集》，第二册，第246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592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556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610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652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663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663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635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660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665页。
严璩：《候官严先生年谱》。
《严复集》，第三册，第669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675～676页。
《严复集》，第三册，第670页。
《原强修订稿》，见《严复文选》，第34页。
《严复文选》，第552页。
《严复文选》，第548页。
《严复文选》，第213～214页。
《严复文选》，第217页。
《严复文选》，第220页。
郑剑顺：《严复维护主权与对外开放思想》，载黄瑞霖主严复诞辰15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方志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责任编辑：杨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