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起福州的文化品牌与城市精神
作者简介：卢美松，男(1944~)，福建省文史馆馆长。邮编：350001
［关键词］文化品牌 城市精神
福州城市的发展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内涵丰富，影响深远。
福州城由于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地位，所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与城市精神。
一是它的历史背景。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四五千年，福州就发展起古代的文明，形成古代的民族—闽族。土著文化本身已表现出显著的特色。昙石山文化，黄土仑文化和庄边山文化，以印纹硬陶为特色；闽族先民则由采集渔猎为生向种植渔猎为生前进。由于福州地区是海湾盆地，山环水绕，丘陵起伏，地理优越，植被茂密，食物充足，闽族先民视之为乐土。商周时期，闽族发展，闽方国建立，福州地称闽中，成为“七闽”的中心。福州地情见诸载籍，也由此在福建率先进入历史。秦始皇扫平六国，在福建建立闽中郡，也以福州地区为首府。战国末于越人兵败南迁，入闽立国建都，福州首次成为东南方国的首都。以闽、越人的结合和闽越文化的融汇为起点，福州开始了长期的移民进程，逐渐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其先后的主要移民过程是：汉初武帝发兵入闽平叛后，汉兵驻屯；汉末东吴进军福建，经营闽中达五次之多；西晋“永嘉之乱”后数百年间，中原士民大量迁闽；唐初陈元光奉命率兵入闽平定“蛮獠啸乱”，就地安顿将士；唐末王审知兄弟率领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入闽，“绍越开疆”、保境安民；北宋灭亡后大量北人南下，南宋覆亡前小朝廷率军民入闽避难并短暂定都；明末重演宋末悲剧，小朝廷再次率士民入闽避难并建行都。历史告诉我们，在历代王朝开疆拓土与中原战争动乱的情况下，福建、福州都成为北方汉人逃难避祸的理想处所。而且，由于福州居闽土之中，擅山海之利，也常被地方割据势力作为立国建都的首选之地。历史上，福州由聚落，而城邑，而都会，一步步、一代代逐步发展起来，历来是福建地方政权官士治民的都邑和首善之区。因此，福州自古以来始终是东南都会，八闽首邑，历史地位十分优越。
二是它的文化积淀。由于福州地区是先民最早聚居并垦殖之地，因此创造并积淀起深厚的历史文化。它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养育了闽族先民，诞生了福建最初的文明，创立了古老的方国，积累起丰厚的文化，从而拥有了代表八闽人文精神的资格。福州在福建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中的优越地位与优秀品格是自然形成的，并且是无可替代的。因为，以地理环境而言，它地处闽江下游，既有山海屏障，又得山海之利；既是海湾盆地，还有滩涂平原；既得舟楫之便，又有渔盐之利。它上通闽北，下接闽南；内靠山区，外向海洋。在以农立国的古代，这正是治者之宝地，百姓之乐土。无论哪个朝代，它都是精英人物荟萃之区，因此也是各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创造和集中之区。由于历史悠久，故而积淀深厚。
三是它的人文特征。福州由于拥有地理优势、人才优势、文化优势，必然造就自己的人文优势，形成自己的人文特点，而且在长期曲折的社会进程中，锻造出自己的特殊品格。例如，(一)远古时代昙石山文化，突显出海洋文化的地域特征，其广泛使用的印纹硬陶，则体现出吸收中原文化的内容，文化融合反映了古代的人员交往。(二)三坊七巷文化集中代表了古代士族文化(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世家大族，文化精英)、科举教育文化、园林建筑文化、闽学传统文化以及为士族服务的商贸文化(刻书、裱褙、书画销售、印章刻制、古董鉴赏、手工艺品制作等)。(三)以今“八一七”路为中轴线的福州文化轴心地带，包含了地方行政衙署、各类书院、坊巷府第、府县官学、寺庙祠观、驿馆试院等，总之是集中了那个时代的人物菁英和文化精萃。(四)船政文化所包含的现代科技、西学教育、人才培养、海军建设、船舶制造以及西方文化与学术思想传播等诸多内容，福州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前沿地带，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窗口，诸多时代骄子的摇篮。(五)名人文化是福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与特色。自唐宋以来福州不仅以科举取胜，多出进士、举人(其状元人数居全省之最)，而且出现许多有作为的清官名宦。特别是晚清以来，国家多难，政局动荡，从而催生出许多志士仁人，他们在济世抚民、抗敌御侮、外交活动、办报出版、翻译小说、引进西学、文学创作、改革诗风(同光体)、宣扬革命直至参与戊戌变法、发动辛亥革命、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抗击日本侵略等，都有卓越表现和良好建树。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领域中，都涌现出大量人才和辉煌业绩。他们是福州人的骄傲，是福州城市之光。
因此，在建设当代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活动中，有必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挖掘历史宝藏，以弘扬闽都文明，光大城市精神，使之深入人心，并用以激励市民，改善社会风气。城市精神是地域文化的结晶与升华，应当通过研究、探讨，加以总结、提炼，而后进行广泛宣传和持久推行，才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实现我们的总体目标。
福州在几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积淀起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形成具有鲜明特色与宝贵价值的精神遗产。我们应当从中汲取符合时代精神且具地方特色的积极因素，加以大力宣传与弘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精神品格，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习精神：福州作为八闽首府与都会，自从唐代州牧李椅、常衮先后兴学倡教之后，不仅由“缦胡之缨，化为青衿”，而且形成好学、尚读的传统。宋代出现“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胞旧弟兄”，“巷南巷北读书声”。书院林立，官学遍布，许多世家大族还自设书塾。因此催生出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的“闽学”，朱熹及其后学弟子们代代相继，刻苦钻研，认真学习，形成闽学的研究和教学传统，师承不断。福州古代文人不管是出仕为官，还是隐居修学，不管是为人师表，还是励志求知，都以储学为宝，既有师承，也有家传，因此读书上进之风极盛。由此而形成历代的藏书风气。自唐宋以来，福州文人学士、书香门第，多有藏书，出现如红雨楼、大通楼、赐书楼等诸多著名藏书楼与藏书家。由于读书、藏书，也刺激了刻书、售书业的发展。
(二)进取精神：福州人的进取精神，主要体现在政府进取和文化进取方面。在封建社会中，政治进取表现为通过科举途径走上仕进之路。“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说明贫寒之家希望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官宦之家也希望自己的子孙通过读书、科举，继承和维护自己书香门第与显贵家族的身份，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故福州出现许多官宦世家，甚至有“四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的家族。文化进取首先表现在教育进取上，有钱人家自设私塾，教育子弟；各府县广设书院(官立、私立)，培养人才；市区有道南书院(文儒坊)，偏僻的北峰山区也有黄干讲学的高峰书院；购书藏书，传留子孙；高门大族多有诗文楹联，训诫子孙读书上进。此外，到海外谋生者多能艰苦奋斗，创业拓荒，或靠技艺、专长谋生发展。
(三)开先精神：“开风气之先”之所以成为福州城市精神，是由于近代以来，“五口通商”所造成的接触海外知识、沟通域外文明的条件，福州人因此而出现开眼看世界、率先开风气的崭新局面。福州知识界纷纷到海外求学，求知，福州工商界大大拓宽就业、经商渠道，而向往国外。因此出现许多具有创新和“开先”性质的人物。如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外交家罗丰禄、陈季同，翻译家陈季同、林纾、辜鸿铭、王寿昌，工程师詹天佑、魏瀚、陈兆翱，办报先驱严复、林白水，创办新学先驱陈宝琛、林启、薛绍徽(倡办女学)、林白水、黄展云，“模范村”创建者黄展云，海外拓荒者黄乃裳，社会改革先驱严复(奠定理论基础)、林旭(戊戌维新殉难)以及陈衍、林纾，近代工业(马尾船政)创办者沈葆桢，积极支持孙中山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的革命烈士，除“黄花冈”烈士之外，还有众多孙中山的追随者，如林森、程拱辰、郑忾辰、郑祖荫诸人。福州因此在近现代享有开放、改革、创新、锐进的声名。这是宝贵的社会声誉与精神传统。
(四)“群体”精神：旧时代福州人的凝聚力主要靠家族的向心作用，以血缘为纽带，以亲情相感召，故多聚族而居，以数代同堂相夸耀。光宗耀祖，强调兄弟子孙同上进；在外谋生、求仕进，也多互相提携和诱掖；在船政、在海军者更多亲戚族党，“无任不成舰”反映的正是这种现象；广州起义死难烈士中，有不少是同乡、同家族的人。在北京、上海谋仕或谋职的人们，也互相联络，建立“同乡会”，往来密切，关照殷勤。文人群体结成诗社，吟诗、赛诗(清代福州有数十个诗社)，此风带到北京，传到台湾。在全国有影响的“同光体”诗派，有相当部分就是志同道合的著名福州文人的聚合。所以，近代福州人成名或成就事业者，多以同一家族或同一地域(在外地)人的群体出现。当然，这是旧时代的“团队”精神，它自然也存在保守、狭隘的地方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消极因素。
(五)儒家传统精神：以“忠孝礼义”为思想核心，讲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原则与规范。无论做官，做事，都强调以“忠孝”为心，按“礼义”做人。故为官者以勤政、廉政为准则，忠心为国，善政惠民，林则徐是一榜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受错处、陷逆境，依然为国忧民。循吏如沈葆侦，清官如陈若霖、王仁堪，陈宝琛为“清流派”首领；林旭为变法图强而慷慨赴死。不仅是古代著名闽学人物，就是近代学者如陈衍、林纾、辜鸿铭、严复、陈宝琛等人，都钟情于传统文化，强调它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以致对新文化运动都持消极、抵制的态度。他们的“保守”思想，他们对社会改革的“矛盾”态度(既是社会改革的倡导者，又是暴力革命的反对者)，这正反映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自身判断。现在看来，自有他们的道理在。儒家倡导的对人孝友之道和爱心、亲情，对己的自律和修省，处事的公正、无私，为人的正直、宽容，都是他们的思想信条和行事准则。特别在坚持民族大义和革命气节方面，许多人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当然，在时代发展的情况下，固守儒家信条，也会出现副作用或走向事物的反面，如趋向保守，不能与时俱进；或失之过分宽容，而缺乏政治远见或改革勇气。
总之，树立福州文化品牌，弘扬福州城市精神，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正确评价历史文化与传统精神的现实价值，坚持批判精神，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激浊扬清，祛恶扬善，使之适应社会前进需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成为建设现代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营养和有机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