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平，男(1946.9~)，原福州市社科联调研员，福州市船政文化研究会长，副研究员。邮编：350004

［提要］2006年是福建船政创办140周年，为纪念福建船政创办140周年，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了隆重的系列活动。回顾百年船政，是民族自强的产物，其关键点是人才的培养，因而成为中国近代人才的聚集地，中国海军和飞机制造业的摇篮，成为中国造船创始之厂。同时福建船政在反对日本等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表现了英勇的气慨。我们要弘扬船政爱国创业，开拓开放，科技创新的精神，为建设和谐社会继续奋斗。

［关键词］百年船政   船政精神

 

自强不息  创办船政

1866年6月25日，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建议清廷在“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福州马尾）设局造船和“整理水师”。他针对列强以武力为后盾，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情势，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角度，认为“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与无格，势与无禁，将之若何？”因此，思之再三，唯有“拟习造轮船兼习驾驶”为要着。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是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此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对内忧外患，中华民族愈益激发出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适时兴起，“自强”之声不绝于耳，创办船政形成共识。1866年12月30日，清廷指出：“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1872年1月4日，清廷又指出：“制造轮船原为绸缪未雨，力图自强之策。”1872年3月5日，李鸿章慨叹闽沪造船：“兴造轮船实自强之一策。”1872年3月7日，曾国藩说：“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等处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1872年5月2日，左宗棠称：“窃维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1877年第一届船政留学生在李凤苞和日意格带领下于3月31日远赴英法等国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他们“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之秘奥，冀备国家将来之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船政人的爱国之情，强国之梦，自强精神，壮志凌云。

自强之计在于“师夷”。毛泽东曾经说过：“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向西方学习的人中，毛泽东分别说到两个住过三坊七巷的福州人，一位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一位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这两位福州人同福建船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为第一任福建船政大臣；后者则为船政首届出洋留学生，并因此翻译大量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其代表译作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后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而林则徐以及魏源经世致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船政的创办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还在两广总督任上，林则徐就组织外文人才翻译外国报刊，寻找反侵略的“长技”。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时常探访夷情”，组织编译《四洲志》和《华事夷言》，明确提出“师敌之长技而制敌”的思想。魏源同林则徐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他根据林则徐所嘱编撰的《海国图志》，进一步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开宗明义提出：“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而制夷而作。”在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倡导下，在19世纪中叶，学习西方的思潮勃然兴起，福建船政的创办人左宗棠、沈葆桢无疑是受到影响的重要人物。左宗棠在甘肃重刻《海国图志序》中说：“该书为抵御外侮，自强之道的奇书”，“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沈葆桢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并加以实践，这就是在1866年创办了福建船政。

自强和“师夷”的结合，使船政采取近代企业经营办法，从而产生一定的建设和发展速度。从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折奏请设局造船到当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仅半年时间；1867年10月初第一座船台动工，到当年12月30日即告竣，不到3个月时间；1868年1月18日第一艘轮船船体开始制造，到1869年6月10日第一号船（万年清）船体完工下水，并于当年9月25日开始试洋，只有一年零九个月时间。从破土动工到形成生产能力，总共不到三年时间。

经过近10年努力，1875年3月7日，沈葆桢在《报销船政经费折》中对船政规模作了具体的描述。“今坞内所盖，其砌砖者有铸铁厂、轮机厂、合拢厂、大铁厂、水缸厂、大小炉屋、转锯厂、绘事楼；其架木者有拦铁厂、锤铁厂、打铁厂、小轮机厂、木模器具厂、桅舵舢板厂、帆缆厂、钟表厂、船亭、船屋、船槽、铁天车马头；此外还有铁辙、风隧、铁炉、烟筒。坞外有前、后学堂、艺童下处、大洋楼四座（居洋员）、大洋房四所（居洋匠）、船政大臣及各员绅办事公所、东西考工所、艺圃、健丁营棚、储材所、机器所、广储所、砖窑所等。”一个具有车、钻、刨、压、碾、镟、拉、锯和锻等类工种，能制造轮船所需要的锅炉、轮机、仪表和各项机器配件的规模大、设备全的当时远东最大的俗称“船政十三厂”的近代机器造船企业，矗立在马江之滨、闽江之畔，成为中国造船创始之厂。

造船强军海空摇篮

福建船政选址马尾，自有其道理。日意格称：“这个港口容易设防：闽江江口小岛星罗棋布，群山环绕，宜于建设炮台；溯江上行十哩，两岸的山夹着江，只要布置几个水雷，便能阻住入侵的船只。船厂在此兴建，距省会较近，容易使高级官宪目睹制造，发生兴趣。此处又有重要的海关，船厂的经费较易筹措。泊船处所能停吃水至二十二、三尺的船只，因此它的深度正适宜于船厂拟造的船只；船厂前即可停泊，对造船很有利。筹划时已经确知本省能供给大量木材及其他原料，可供各工厂之用；台湾产煤，离此不远，工资又很低廉。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即筹议创办的人是闽浙总督，船厂设在福州，便于他监督照顾。”设局造船于马尾，真乃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创建船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海防和建立一支近代海军。“闽之设船政也，原为天下海防之计”，“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船政为海防水师根本”，“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部署沿海各省，遥卫津沽。”这是沈葆桢等人的一贯思想。

到1870年8月，一支以福建船政生产的兵商轮为基础，驻防祖国东南沿海重要各口的近代海军基本形成。1870年9月20日，清廷任命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成为这支新式舰队的第一任司令，以克服“轮船号数渐多，不能不分布各口，平日各不相闻，号令参差”的弊病。这支舰队制订有《轮船训练章程二十条》和《营规三十二条》，通过规章制度把分驻各口的海军舰只连为一体。到1875年，这支舰队已拥有16艘舰船。

福建船政生产的轮船在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74年4月，日本政府利用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事件，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发兵3000余人进攻台湾。为保卫国家主权，作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的沈葆桢，于6月14日率福建船政生产的“安澜”、“伏波”、“飞云”等兵轮远赴台湾。沈葆桢抵台后，对整个防御系统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部署（重点加强澎湖的防卫），以“扬武”、“飞云”、“安澜”、“靖远”、“镇海”、“伏波”六艘兵轮常驻澎湖，以确保台防后路安全；“福星”号驻台北；“万年清”号驻厦门；“济安”号驻福州，以固门户；商船“永保”、“琛航”、“大雅”派迎淮军，并装运炮械、军火。这种部署使“防务渐臻严密，彼族自无隙可乘”。1874年8月，沈葆桢又率“扬武”、“伏波”、“飞云”、“安澜”、“靖远”、“振威”等六舰和其他轮船，在澎湖进行了军事演习，给侵台日军以强大的压力。最终经过谈判，日军于1874年12月20日全部退出台湾。

福建船政为近代中国海军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统计，从1866年创办“求是堂艺局”到抗战期间马尾沦陷为止，船政学堂（暨马尾海军各校）共培养出海军军官和科技人员1100多名，培训海军专业士兵至少5000多名；船政学堂（暨马尾海军各校）培育的海军军官约占中国近代海军军官的3/5。先后担任海军统领、总长的就有叶祖珪、黄钟瑛、萨镇冰、刘冠雄、林葆怿、李鼎新、蓝建枢等人，更造就了魏瀚、陈兆翱等造船专家。辛亥革命后，船政学堂暨马尾海军各校毕业生担任将军的共计55名，其中上将12人，中将25人，少将18人。福建船政不愧是中国海军的摇篮，“足为海军根基”。

福建船政，以及后来随时局变迁（民国成立）而改称的福州船政局，不仅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架飞机的诞生地，中国最早培育航空专业人才和飞行员之地，堪称中国航空业的发祥地和摇篮。

1918年初，经北京政府国务院批准，在福州船政局内设立“海军飞机工程处”，利用船政局部分造船场所和机器设备，制造水上飞机，这是我国第一家正式的飞机制造厂。在简陋的条件下，海军飞机工程处于1919年8月制造出“甲型一号”水上飞机，此乃第一架国产飞机。此后至1930年共生产飞机17架，其中的丙二型飞机是一种能携带鱼雷的双翼拖进式水上轰炸机，性能卓越。其最后生产的两架飞机则是水陆两用飞机，既可在水面滑行升空，又可改换机桴为轮子，在陆地上起飞。海军飞机工程处在马尾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它毕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厂。后来它搬迁上海，并入江南造船厂；抗日战争中，它辗转祖国各地。但船政培养出来的人才，始终在我国的航空业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马尾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航空业的摇篮，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福建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刘冠雄、陈兆锵、魏瀚等均是中国航空业的先行者。正是北京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首肯福州船政局在马尾设立“海军飞机工程处”；并于此前的1917年2月在福建船政学堂的基础上设立“福州海军飞潜学校”，以福州船政局长陈兆锵兼任校长。学校以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等担任飞机制造专业教官，共培养三届学生56人，其中有8人选送英美留学。海军飞潜学校还培育了三届计21名飞行员。正是这些人才，构成了中国航空人才的最初群体，并支撑了中国近代航空业的发展。

重在教育    海纳百川

福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自唐宋以来，教育发达，书院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闽都文化由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域外文化揉和而成，具有海纳百川之势。这都对福建船政的创办，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福建船政的创办者左宗棠以及深受福州三坊七巷文化熏陶的沈葆桢等人，非常明确要“师夷长技”，务必开办学堂；设局造船，关键在教书育人。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艺局是造就人才之地”。这深刻地阐明了相对于造船来讲，开办学堂显然处于更加优先的地位。这种思想在船政学堂的楹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事实也是如此，1866年12月船政动工基建之时，求是堂艺局同时开始招生，并于1867年1月6日在于山定光寺（白塔寺）开学；在建船厂的同时，也在筹建学堂，结果船厂尚未竣工，甚至衙署也未奠基，学堂即已建成。这种重在教育的思想和做法，是福建船政得以顺利发展，并在近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根本所在。

福建船政学堂无论在教学形式、内容以及培养目标上，都完全不同于旧的科举教育。在办学形式上，它完全不同于私塾，没有等级的局限，对外公开招生，自由报考，无身份限制，只要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即可；在教育内容上，以传授科技知识为主，以法语或英语教授数、理、化以及航海、轮机、制造等科学技术知识；在教学方法上，重在实践，利用学堂（堂课）、工厂（厂课）、练习舰（舰课）三者的有机结合，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前学堂半天堂课，半天实践，在课堂上专业基础课，在实践中讲授专业课，后学堂则五年堂课，两年舰课，舰课包括驾驶与演炮，以及航海实习等；在教材的使用上，前学堂教材均采用法文原版教科书，兼习英文；后学堂教材均用英文原版；在培养目标上，积极造就科技人才和海军人才。这是一所全新的学校，它革新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和重文理、轻技艺的教学模式，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其模式为天津、南京、黄埔、威海卫、昆明湖等地相继仿效。因此，李鸿章称，“闽堂是开山之祖”。

福建船政学堂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办法，敝开胸怀，如饥似渴地吸纳当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

从1866年到1911年，请进来42位外籍教师，包括二位新加坡籍教师；从1866年到1907年，共聘请包括日意格、德克碑、迈达等在内的12位监督（校长）。此外，福建船政还聘用部分外国技术工人作为制造船舶过程中某些新工艺方面的指导。福建船政聘请的外籍人士共达52名，其数量在当时的洋务企业中可以说是最多的。正是这种“请进来”的办法，培养了我国最早的航海人才，为中国近代海军准备了各级将领和驾驶人员，使船政学堂成为一所在近代洋务运动中成绩显著，影响深远的一所学校。

福建船政学堂又采取“走出去”的办法，往英、法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由福建船政学堂派遣的留学生，包括北洋水师学堂所派10名，总共4批86人，之后仍陆续派出，截至辛亥革命前夕，共达107人。在这107人中，有81人习军用（造舰、驾驶、鱼雷、潜艇、轮机、飞机、陆军、火药、战术、枪炮）；有14人习民用（炼钢、营造、无线电工程、筑路、机械制造、测量）；有11人习社会科学（国际公法、政治经济学、法律）等。他们进入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院校，满怀报国之志，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船政百年，百年教育！船政学堂及其后各校培养出众多人才，在经济管理和科技方面的专家有魏瀚、陈兆翱等14人；担任各船坞（造船所）重要职务的有郑清濂、程壁光等23人；担任海军将领的有刘步蟾、萨镇冰等24人；担任驻外官员的有罗丰禄、陈季同等7人；担任部以上职官的有5人。其中杰出者有严复、刘步蟾、魏瀚、陈兆翱、林泰曾、蒋起英、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方伯谦、陈季同、罗丰禄以及刘冠雄、陈寿彭、詹天佑、黄钟瑛、高鲁等人。他们活跃在军事、科技、外交、教育、经济、翻译等诸多领域，或为学界泰斗，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或为能工巧匠，成为各方面的行家里手。其中既有以身殉国的民族精英，更有众多海军中坚。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彪炳史册，令人景仰。因此可以说，正是船政培育了人才，人才也造就了船政的辉煌，人才是船政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所在。

三山左海这片肥田沃土，传承历史文脉、弘扬船政文化优良传统，哺育了众多民族精英和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留下浓墨重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福州更是名人辈出，林觉民、林祥谦、侯德榜、郑振铎、邓拓、冰心、林徽因、陈景润等人以及56名福州籍的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都是福州人的骄傲。

产业先驱科技新潮

福建船政作为当时远东第一大造船厂，积极师夷长技，增添设备，加强本国技术人员的培训和教育，聘用外国教师和技工、派遣留欧学生，引进先进管理办法，使其造船技术和相关技术走在国内及世界的前列，成为我国造船、电报、冶炼、铁路以及飞机制造等产业的先驱，引领当时科技新潮。

仅从福建船政造船技术的进步来讲，它就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因科技的发展而达到新的层次。

第一阶段：木船时期（1869—1875），以法国工程师监造为主。其间共生产19艘，除第一艘“万年清”号之外，其代表性产品是“安澜”号、“扬武”号和“艺新”号。特别是“扬武”号，它是亚洲生产最早、最大的巡洋舰（时为远东最大的巡洋舰，相当于外国二等巡洋舰），排水量1560吨，功率1130马力，航速12节。1876年2月5日访问日本，震动了日本国。而“艺新”号则是1875年船政留欧学生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平等自行设计制造的舰船，排水量245吨，实际马力200匹，因为它由国人自行设计制造，表明中国人已掌握了近代造船技术，在中国造船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沈葆桢称，这是“实中华发创之始”。

第二阶段：合构时期（1875—1886），以中国工程师监造为主。期间共生产舰船10艘，其代表性产品为“威远”号和“开济”号两舰。“威远”号首次配置新式康邦卧机，实际功率750马力；“开济”号则为我国第一艘铁胁巡洋舰，由留学生杨廉臣、李寿田、魏瀚等监造，排水量2200吨，实际功率为2400马力，是船政所造舰船中排水量最大者之一。“开济”号（1881年11月开工，1883年1月下水）在建造时间上稍逊于英国于1875年开始制造的铁胁快船“谔柏尔号”和法国第一艘铁胁快船“克恩”号（1876年完成），但在技术上则毫不逊色，显示出技术上的先进。

第三阶段：钢船时期（1887—1907），主要由中国工程师监造，部分由法国工程师监造。期间共建造11艘舰船，其代表性产品为“龙威”号和“广乙”号，体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平。“龙威”两重钢底，排水量2100吨，实际功率2400马力，后编入北洋海军，改名“平远”，是北洋海军“八大远”主力战舰中唯一国产舰，该舰的制造“不用一洋员洋匠，脱手自造”，标志着中国造船技术水平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博得了外国技术专家的称赞。“广乙”号是一艘新式穹甲巡洋舰，排水量1030吨，实际功率2400马力，是由魏瀚、陈兆翱、吴德章、李寿田、郑清濂、杨廉臣等自行设计监造的，显示了中国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又达到新的层次。

历时41年，从无到有，从木壳船到钢质船，从商船到兵舰，从低功率到高功率，从由外国人设计监造到国人自行设计建造，造船技术和能力不断提高，福建船政终成造船产业先驱。

正是因为福建船政引领科技新潮，因此创造出许多中国第一。

制订近代中国第一个国际标准，确定了“罗星塔水准零点”（罗零标高）。这是近代中国航海、导航、水文等技术方面的首个国际标准。

最早在国内发展无线电及通讯技术，创办中国第一家电报学堂，铺设中国第一条（川淡）海底电信电缆。

最早在国内使用发配电照明，适用范围从生产、生活扩大到船上，并在船上首次使用探照灯、电风扇。

自制第一台实用蒸汽机、起重机、车床、锅炉、新式抽水机，以及精密仪器（钟表、经纬仪、罗盘、气压计、望远镜、瞄准器等）、大炮、水雷和鱼雷等。

1879年已自制铁胁、铁梁、铁牵、铜线、铜板、铜条以及铁汽鼓、铁轮机座、铁冰水框、铁滑道、烟道等，并最早在船上装消摇装置。

在铸造方面，船上所需钢铁、铜器都可以自铸。曾经铸出了了万斤大铁件，1万多斤大铜件，铸出大小铜铁炉11座，也铸造过不少非军工产品。

创办第一所航空（勤工）中专学校；第一所飞机潜艇高等学校；创办第一个飞机制造工程处；制成中国首架水上飞机并批量生产；建成世界第一个水上飞机站；制造的中国飞机第一次用于实战。

最关键的是福建船政推动了中学西传、西学中传和中西文化的融合，成为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如陈季同把《红楼梦》、《聊斋异志》等书（部分）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林纾、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欧美文学名著；严复翻译世界八大名著《原富》、《法意》、《天演论》等；罗丰禄译有《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日记》；马建忠撰写第一部古汉语语法专著《马氏文通》；日意格编撰《法汉袖珍词典》等。此外王葆辰写出《扶轮辑要》数十篇，《海防战争》数万字；黄毓臻写出《星算补遗》、《交食南车》、《笠写壶金》、《髀矩测营》等书；徐建寅写《兵学新书》；高鲁的《长春历书》，打下中国近代的天文气象研究的基础，他还著有《星象统筹》、《相对论原理》、《空中航行术》、《积分释义》等。船政人甚至在文学上也有造诣，如中西文化交流使者陈季同著有《西游日记》，沈翊清著有《东游日记》等。可见其人才济济、群星璀灿。

福建船政创造了数十个中国第一，引领时代潮流，独领风骚近百年，成为折射世界工业文明的重要窗口，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序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在中国近代科技、外交、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军事、航海、铁道、电信、矿冶、经济、科技、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留下船政人的身影，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甲申甲午   英勇顽强

19世纪后半期，法国殖民者为扩大势力范围，夺取殖民地，开始入侵越南，并一再向北扩张，遭到刘永福黑旗军和清军的阻击，于是爆发了中法战争。1884年6月，法国在越南凉山受到清军阻击，仍决计夺取基隆和福州（当时福州的马尾港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和造船工业基地）为质，迫使清政府屈从求和。于是从1884年7月13日起，法国军舰就擅自闯入闽江口，骤泊于罗星塔下。到8月23日，停泊在马江的法舰竟达10艘，其中有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拨乘坐的旗舰“伏尔他”号和二等装甲战列舰“凯旋”号。一时间马江密布战争的乌云。

为抗击法国侵略者，福建军民作了大量的准备。一是由福建船政调集包括二等巡洋舰“扬武”号在内的11艘舰船与法舰对峙。二是调集闽安、平海师船8艘、炮船10艘、搜集小轮船5艘，小船12艘集中操练，加强战备。三是布署闽江口帆船30多艘，满载石头，准备战事爆发时，填塞河道。四是从马尾到闽江口共布防陆军24营约1万多人。五是布署炮40多尊。其中马尾一带炮台有炮十余尊，罗星塔炮台有克虏伯炮3尊，马限山有炮2尊，船厂、上岐山均有临时炮台。六是招募壮丁近千人。七是船政大臣何如璋等请求清政府当局给予支援，向清政府报告“法船骤泊马江，敌情叵测，应亟调各省兵船协防”，“近察法船举动，请调南、北洋兵轮以相牵制”，认为“彼众我寡，非飞调各省兵船应援，则我船形势孤危，攻守均无把握”，务必“迅派快船，剋期赴闽，以助声援”。从7月底到战争爆发的8月23日，共40多个日日夜夜，福建轮船水师官兵坚守岗位，日晒雨打，虽然面容枯槁，精神憔悴，但绝不动摇。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法来格在《海关第一届十年度贸易报告》中指出：“如果记住这些军舰上的水兵几个星期以来始终处在敌人随时准备发射——并且是对准他们的——炮口下，对于敌我实力的悬殊十分清楚，而始终没有离开岗位，他们的作为，简直是十分令人惊佩的。”

8月23日下午1时56分，法国舰队利用退潮时我海军舰艇的舰首主炮朝向上游的时机，首先向我旗舰“扬武”号发动攻击。面对敌舰猛烈的炮火，我轮船水师奋起反击，以血肉之躯，勇敢捍卫祖国的尊严。战斗中，“福星”舰管带陈英振臂高呼：“男儿食禄，当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全舰官兵应声如雷，受伤的“福星”号火龙一般突入敌阵，连发左右舷炮，猛击敌舰。“扬武”号全舰燃烧，舰首下沉，杨兆楠等船员置生死于度外，“群奔艉炮，尽力放之”，于舰沉的一刹那间，发出复仇的炮火，击中敌旗舰船台。“振威”号管带许寿山屹立驾驶台沉着应战，猛轰法舰“德斯丹”号，遭敌三舰围攻。“振威”号“满身伤痕，状如蜂窝，即将下沉”，许寿山督轮快速前进，以撞法舰。“飞云”号督带高腾云参将一腿击断，仍手扶栏杆指挥开炮，烈焰中船将下沉，“一位水兵满身着火，仍飞快地跑到桅杆边升起黄龙旗，军旗高高飘扬，另一位水兵向法舰发出最后一炮”……战斗进行得如此壮烈，连当时观战的外国官员也深为感慨。美国军官罗蚩等人写道：“使福建水师诸将，皆忠勇如‘振威’舰长，覆军之祸，何至此极哉！”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说：“真正的荣誉应当属于战败的人们，他们奋战到底，并且和焚烧着满被枪弹洞穿的船舰一起沉没。”法国军官杜亚尔也说，船政英烈“表现出英雄的榜样”。

但终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软弱和敌人的强大，“驻防福建海口之扬武、振威、飞云、伏波、济安、福星、艺新兵船七艘，蚊炮船两艘，琛航、永保商轮两艘，与法国兵船战于马江，悉数沉毁，存者惟伏波、艺新两船。”同时官兵阵亡736人。然而福建船政人的英勇顽强的斗志，却永远记在人们的心中。让我们记住船政学堂出身的将领吕翰、陈英、许寿山、叶琛、林森林、梁梓芳、丁兆中、邝咏钟、林维三、杨兆楠、薛有福、黄季良、梁兆广等人和其他英勇牺牲的官兵吧！

船政人同样在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中日甲午海战中，表现出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在北洋海军诸多参战将士中，船政毕业生就约有40人，其中管带17人；在中日黄海海战中，12艘军舰的管带中有11人出自船政学堂。船政毕业生中的皎皎者有邓世昌、林永升等人。船政后学堂驾驶第一届毕业生、“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其舰已弹痕累累，但仍奋战不已，在弹药将尽之时，邓世昌率舰冲向日本旗舰“吉野”，欲与其同归于尽，但不幸被鱼雷击中，邓世昌与200多名官兵壮烈牺牲。船政后学堂驾驶第一届毕业生、留欧学生、“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孤军作战，以一敌四，在激战中“经远”舰被敌炮击中，林永升头部中弹而亡，但全舰官兵无一退缩，继续英勇作战，直至舰沉人亡，全舰270多名官兵大都壮烈殉国，仅16人遇救。

甲申、甲午的屈辱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要以史为鉴。船政文化所蕴涵的中华民族不畏强敌，英勇顽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爱国图强、振兴中华已经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精神支柱。

船政精神    源远流长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从民国初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福建船政历经风雨，经历了剧烈的变迁。

民国之后，福建船政改称福州船政局，1926年再改称海军马尾造船所，其间虽然没有大规模的造船活动，但修船生产一直在延续。抗战爆发后，马尾造船所工人抢修军舰，赶造水雷，拆迁重要机器设备撤往后方山区。作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军事工业，马尾造船所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目标，从1938年始日军多次空袭轰炸造船厂。1941年和1944年福州两次沦陷，日军占领了马尾造船厂，掠夺厂内众多设备和生产资料，临撤退时，还施以炸药爆破，泼油焚烧，彻底破坏了这家曾是远东赫赫有名的大造船厂。

1913年10月福建船政学堂更名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更名为福州海军学校，艺圃更名为福州海军艺术学校，绘事院改为福州船政局图算所。1917年12月，福州船政局设立福州海军飞潜学校，1924年1月，福州海军飞潜学校、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合并，1926年又与福州海军学校合并，改称马尾海军学校，1930年1月20日，海军部将学校定名为“海军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日机轰炸，海军学校先迁湖南湘潭，后迁贵州桐梓，又迁重庆，再迁青岛（此时与中央海军军官学校合并，简称海军官校），1949年迁往厦门，最后迁往台湾左营。左营海校，以马尾海校为宗。

1935年5月海军艺术学校停办，在原址筹办“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初级机械科职业学校”（简称勤工学校），1937年“勤工学校”改称“福建省私立马江初级工业职业学校”，1938年又改称“福建省马江私立勤工工业职业学校”。1938年6月“勤工学校”内迁尤溪县朱子祠，1941年再迁将乐高滩。1944年勤工学校受托开办“福建省立林森高级商船职业学校”（简称商船学校），1946年8月勤工、商船合并，改称“福建省立高级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简称高航学校），1951年因全国院校调整，“高航学校”停办。

福建船政由盛而衰各40年，但爱国创业、开拓开放、科技创新的船政精神源远流长。改革开放的春潮，给这个中外闻名的贸易港口、著名的侨乡、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和近代空军事业的发源地、中法海战的古战场带来生机活力。马尾从一个乡镇发展成为具有十几万人口的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海峡两岸直航试点口岸，每年举办的“两马闹元宵”成为沟通两岸民众情感的重要平台，更重要的是，正因为福建船政的辉煌，使马尾成为福州四大地域文化品牌之一的船政文化的发祥地。船政文化深厚的积淀，使今日的马尾更加朝气蓬勃。马尾造船厂青春勃发，全面振兴，从1986年起，马尾造船厂的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她所建造的集装箱起重驳船、3000吨级开体泥驳船和围拖网渔船等产品，先后出口香港、马来西亚和秘鲁等国家和地区。1991年承造出口德国的7300吨多用途集装箱货轮，顺利打响了进军欧洲市场的第一炮，进而继续不断造出7800吨级、8200吨级、10500吨级中型集装箱，出口欧洲各地。批量生产的船舶产品以科技含量高，建造质量优，营运性能良好，赢得了航运商的青睐。21世纪初，在福建船政百多年之后，在船政旧基业上，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改制后的马尾造船公司加快转换造船模式，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批量造出4艘17600吨级技术难度极大的干散货轮，向世人展示了很高的造船水平。今天的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具备了3.5万吨级以内（灵便型5万吨级）各种船舶的研究、开发、设计和制造能力，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出口船舶生产基地。这也是当年左宗棠、沈葆桢创业自强所期盼的。船政学堂的思想成果已经为人们所传承，而船政校友也在积极呼吁复办船政大学。2006年3月，经省教育厅批准，首先在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设立二级船政学院。

福建船政创立至今已一百四十年。有名人云：“要探寻福州五千年文明，有昙石山遗址；要见证两千年闽都历史，有鼓楼的三坊七巷；想了解福州的百年沧桑，有马尾的船政文化”。当今人们把福建船政时期所形成的，包括近代教育、科技、翻译等的文化活动及其所造就出的杰出人物的思想成果，称之为船政文化。船政文化展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科技、高等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丰硕成果，孕育了诸多仁人志士及其先进思想，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砺志进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勇于创新、忠心报国的传统文化神韵，是福州人民涵泳百年不懈的历史骄傲，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瑰宝。船政轮机厂、绘事院、一号船坞、船政石狮和法式钟楼等已经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船政遗址群已经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船政文化建设，多年来开展了船政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利用，船政文化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船政文化的影响和对外交往不断扩大，船政文化的建设不断增强。船政文化主题公园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2006年起开展第二期工程建设，其中包括复建天后宫和船政衙门等，充分恢复和展示福建船政当年的雄姿，推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中央和省委领导高度重视船政文化建设，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福建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以及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原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中组部部长、原福建省省长贺国强，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现中共福建省省委书记卢展工，福建省省长黄小晶等先后视察了马尾造船厂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这都激励了福州儿女在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中挑大梁、树形象、走前头。

 

主要参考资料：

1.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1-4辑

2.林庆元著：《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郑剑顺著：《福建船政局史事纪要编年》，厦大出版社，1993年10月

4.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展板部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