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福州抗日救亡运动

 宋建新

作者简介：宋建新，女(1956~)，中共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邮编：350001

［提要］1936年至1938年间，郁达夫任职福州，全力以赴投入福州抗日救亡运动。发起组织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刊物，提倡救亡文化。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为福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郁达夫  福州  抗日救亡运动

    2006年12月是郁达夫诞辰100周年纪念的日子。

郁达夫是我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爱国主义者和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于印尼武吉丁宜郊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为民族解放事业殉难的烈士”。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来福州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6月兼任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并主持出版《建民国刊》，同年11月应陈仪之请，以采购印刷机和讲学为名赴日本，看望郭沫若，高谈回国共赴困难。1937年2月重回福州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全力以赴投入了福州抗日救亡运动，为福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发起组织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

“七七”事变后，福州大地抗战热潮迅速形成，站在福州抗日运动前列的是文化界进步人士。1937年春夏，郁达夫介绍进步作家楼适夷、杨骚、董秋芳等人来福州工作，为福州文化界救亡运动准备了骨干力量。之后，郁达夫等左翼作家联合榕城文化界人士，在党组织支持下，发起组织文化界抗日团体。

1937年10月17日，在福州科学馆大礼堂举行“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成立大会，并同时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会上，郁达夫首先发表演讲，指出大会的双重意义，指出“在这一年中，我们已经发动了强烈的全面抗战，整个的民族怒吼了，这是先生所期望的”。提出纪念鲁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庚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文救会”由郁达夫任理事长，董秋芳为秘书，杨骚、陈学英等为常务理事，杨骚任编委主任。“文救会”下设外勤记者分会、美术家分会等，同时建立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歌咏团等工作团体，分赴街道和近县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其中还发起“十万封慰劳抗日将士信运动”等活动，“文教会”的成立，标志着省会福州的文化界人士已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以笔为武器，英勇地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疆场。

在“文救会”的积极鼓动宣传下，福州抗日救亡运动颇有声色。正因为“文救会”在抗战初期站在抗日运动最前列，且影响巨大，使国民党当局煌煌不安，诬陷“文救”负责人“口头救亡，心存阴谋”等等，面对责难，郁达夫和战士们在《救亡文艺》上以显著位置发表《我们的态度》，表示“对于站在同线上的文化人，不怀丝毫恶意，亦不愿发生任何磨擦，以致背共同救亡主义”，并指出“值此大难当头的时候……还忍作箕豆相煎的事么?”他们大义凛然的态度显然触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久便下令省保安处出动军统特务，以“文救会有共产党活动”为借口，进行威胁恫吓。12月13日，郁达夫愤然登报辞去“文救会”理事长职务，以示抗议，接着董秋芳、杨骚、许钦文等五位常务理事也相继登报辞去理事之职，以示抗议。至此，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于1937年12月停止了活动。然而，福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未停息，而是继续向纵深发展。

二、创办“救亡”刊物

抗日救亡刊物是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工具和号角。为了扩大抗日宣传，郁达夫利用自己在政府任职、且与主持闽政的留日同学陈仪的特殊关系，于1937年10月26日创办了“文救”会会刊——《文救周刊》。该刊由郁达夫、杨骚等“文救”会编委会主编，作为福州《小民报》的一种副刊。至11月11日出版三期后，为更广泛团结抗日力量，《文救周刊》编委与附在《小民报》上的几个文艺周刊同仁商议，决定合并各周刊，创办日刊，取名为《救亡文艺》。11月15日，《救亡文艺》在《小民报》上创刊，由郁达夫、杨骚任主编。这时左翼著名作家、共产党员楼适夷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即应郁达夫之邀来榕，担任“文救”编委会委员和该刊责任编辑。《救亡文艺》办得生动活泼、富有战斗力，是抗战初期福州文艺界较有影响的一个刊物。《救亡文艺》问世后，更加明确而有力地提出“为救亡而文艺、为抗战而文艺、为国防而文艺”的宗旨。号召“人们拿出笔杆当武器，构筑思想国防”，跟民族敌人作持久的殊死斗争，大力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持不分党派，团结一切抗日爱国人士，发动群众，一致抗日的立场。郁达夫“号吹在前”，平均每两天就撰写一篇文章，楼适夷、董秋芳等则以评论、杂文、散文、新诗歌等多种体裁的作品参加战斗。《救亡文艺》从1937年11月15日创刊至12月4日被迫停刊的二十天时间里，共出20期，发表文章作品七十一篇。使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生气蓬勃，充满战斗气息。然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保安处对《救亡文艺》极为惊慌，他们先是公开造谣攻击《救亡文艺》别有用心，后又出动保安特务持枪闯入设在福建民报社的《救亡文艺》编辑部，要抓责任编辑楼适夷，并责令《救亡文艺》停刊。12月4日，《救亡文艺》被迫停刊。

三、提倡救亡文化

革命文化，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总战线中一条十分必要和重要战线。1936年2月4日，郁达夫来到福州，提倡救亡文化，提出“文学是社会上部机构中最重要的精神文化的一块基石，社会的共通目标”。抵闽10天，即2月15日，郁达夫就在青年会，向千余文艺青年作了《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演讲，提出了“今后新文学的趋向，将以中国民族解放为中心……”9月24日，郁达夫在给《回声》周刊题的《祝辞》中又写道：“《回声》同仁，在过去曾有不少的成绩，希望将来更能够突飞猛进，为复兴民族的先驱”。10月10日在“文抗”双十节特刊之首，郁达夫写了《双十节感言》一文，指出文化界“要号吹在前，切不可悲歌在后”，“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劳农大众，都在那里等我们去启发，去组织”。10月28日，在《小民报·文救周刊》创刊号上发表《文化界的散兵线》一文指出：“文化人在抗战期间，凡一国民所应做的事情，他都应该去做，……此外因为是文化人之故，知识较一般人为高，头脑也比一般人有组织，所以还要负起文化人的特殊任务：一宣传、二组织、三教育群众，最后，才是弄笔杆，做文章”。向文化界同仁提出了共同教育和组织群众，投入救亡活动的主张。为福州文化界同仁指明文化发展的方向。在郁达夫的倡导支持下，福州文化界进步、爱国人士创办了众多的进步社团和刊物，如陈学英、林心平等创办了文艺月刊《平凡》、《回声》同仁和俞棘创办了“瑰诗社”，话剧爱好者组织了“民众剧社”等等，发出了在民族危机之间，救亡工作应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的呼吁。而且，这时许多报刊上纷纷出现了倾向性比较鲜明的文章和作品，这对于推进福州文化的发展，服务于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亡

郁达夫在福州三年间，撰写了大量政论和杂文等文章。呼唤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这些文章作品，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在《救亡文艺》刊物，郁达夫发表了《文化界的散兵线》、《救亡是义务》等15篇政论。如1937年11月3日，当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再次开会之际，为了使人们抛弃对该会所抱的幻想，郁达夫在该刊第二期发表了《九国公约开会》一文，严肃指出：“求人不如求己，我们对九国公约会议，只算是尽了人事，决不可有依赖之心。所以我们还要加紧团结，加强抵抗。要知道我国不成焦土，便成仇土，我人不为烈士，就是倭奴，生或死，存或亡，路只有两条，决无和平妥协的第三条路介在其间!”。与此同时，在福州其他地方各报刊郁达夫也写了大量政论和杂文，宣传抗日救亡。如在《小民纪念九·一八特刊》上写《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一文指出：“九·一八不战而退养成敌人之骄，促进我军之愤，这次被迫而战，证实敌人之怯，我军之勇，以义勇而挡骄师，胜负之数不待蓍龟。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死则如泰山，敌死则如鸿毛之不如。精神团结，持久振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乎”。洋溢着爱国热情，宣传抗战必胜。郁达夫还以诗词等各种文学作品体裁来表达他爱国之心，救亡之忧。如在一次福州新闻界的宴集上，郁达夫当众题书：“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

此外，郁达夫还到福州青年学术研究会、福建学院、华南文理学院、协和大学、职业学校、福州电台和格致中学发表了关于文艺问题和团结对外，一致抗日的讲演。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针对一些对抗战持怀疑态度和忧郁心的人们。郁达夫曾三次到福州电台作播音演讲，其中一次用日语播音《告日本国民》，呼吁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起制止日本军阀的侵略暴行。从而使千百万人民群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促进了抗战救国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