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一封王凯泰致沈葆桢书信
新发现的一封王凯泰致沈葆桢书信
沈吕宁 沈丹昆
作者简介：沈吕宁，男（1935~），上海石化股份研究所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沈丹昆，男（1944~），上海晟龙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
笔者经过仔细研读，认为这是一封王凯泰写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九日(阳历1875年6月2日)沈葆桢巡台时期，十分有历史价值的书信。当时王凯泰任福建巡抚，奉巡抚移扎台湾指令，于光绪元年四月底即将赴台。信函内容牵涉到沈葆桢赴两江就任前，福建巡抚王凯泰的工作布署，以及所透露出的“淮军苦战情形，备尝艰辛，其号令调度似非他军可及”等等重要信息。同时笔者又在《沈文肃公牍》中查到沈葆桢对本信的回复②，证实了王凯泰这封信的确实写作日期，如同笔者如上判断。现将这一前一后两信全文抄录如下并作考证，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笔者在书信上的阴历日期后面加上“括号”标注对应的阳历年月日。
王凯泰致沈葆桢信
幼丹年老前辈大人座右，前奉十七十八两日(1875.5.21和1875.5.22)赐书，已于廿三日(1875.5.27)肃复。顷又奉到廿四日(1875.5.28)赐书。燕启交永保带呈夹，玉山忠诚，以使面目如生，感怆之余，倍增悚敬。倭人责备琉球。总署已函，系照会备件，计达台览，十万之饷，已向方伯商酌速解关。先解五万。(如已要去，即催令该船早开)又闻，因侄即须东渡，一批交带，似总不出五月半，必可全数解到。侄久拟折稿，因事关重大，才力忱不能胜。文章又不能达，斟酌再三，尚未拟发关，筠仙前辈即到，就正而后定稿，刻已承筠翁核酌改定。另录恭呈诲正，抄折后即订期东渡，约于节后启程，以亲榘训，忻幸昌胜，惟一切机定，尚求切实指示。艰险则不敢辞，而能否谒恹，图事自问毫无把握，倘将来贻误，应得之咎自不必言，而愧负知已，难逃公论，此则初悰所惴惴者耳。琛航未回，东渡之船，想随时必有客。再商之。惟允兄派拨应用。
大疏一一读悉，淮军苦战情形，备尝艰辛，其号令调度似非他军可及，奎五日前在省曾经告之，奏文后接手有人，似渡台不至迟延。手肃敬复，恭请勋安，不庄不备。
年侄王凯泰顿首谨启
外折稿一件。
沈葆桢回复王中丞函
奉四月念九日(1875.6.2)手教，并录示疏稿，再三雒诵，既挹谦冲之度，尤纫缜密之思，安得不先台民拜生佛耶。此间念七、八，忽不风而涌，排山吞岸。海镜以夜半遁入澎湖，日来复靖，安平仍可登岸。弟不知旌节到日如何，乞于舟抵澎湖时，饬管驾详度所向为幸。海镜为淮军赴瓜州请饷，渗安永保均转舵奉迓，当不误行期也。玉山灵龛到郡，白仲安与其侄开验，均以为不错，筱涛饬具冠服入棺，俟殓毕，文武于风神庙一奠。再筹内渡，淮军节制调度诚如明谕，非他营所及，但旗后炮台工竣，必将求去耳。为节饷计，，针孔相符，为杜患计，恐不能惜饷。将才之难，甚于筹饷，奈何。星槎挟饷而来，诚大佳事，但十万则到而立尽，须嘱方伯源源解饷，催饷之书数见则易，视易为具文也。奉到四月十三日(1875.5.17)
批谕，谨录呈钦存。
王凯泰(1823-1875)，原是李鸿章的幕僚，淮军将领。江苏宝应人，原名郭铭，字补帆，幼勤，号补园主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优贡生；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1850-i852)庶吉士，咸丰二年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翰林院侍读等职。同治五年(1866)任浙江按察使，同治六年(1867)广东布政使。同治九年至光绪元年(1870-I875)任福建巡抚，在任兴学、禁械斗、禁溺女等，办了一些好事。他在福州期间，刚好沈葆桢任船政大臣，时常来往。1875年11月17日，王凯泰病逝于任，谥文勤，这时沈葆桢已赴任两江总督。
同治十三年甲戍(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难民被台湾先住民杀害出兵台湾。三月二十九日(1874.5.14)同治皇帝谕“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半月之后四月十四日(1874.5.29)，清廷另颁新谕，授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节制福建镇、道及沿海各省兵轮；任命福建布政使潘霨为会办，处理日军侵台事件。船政事务委托内阁中书衔莆田学训导、提调吴仲翔代理③。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率军赴台湾北路之要塞苏澳防守，李鸿章调动唐定奎所率洋枪队武毅字军十三营六千五百名增援，并在台湾招募各路兵勇达一万余人，加以尽数截留台湾税收、厘金等，文煜与李鹤年将海关税课及地方厘金等共二十万两解交台湾使用，各路兵马汇集台湾，实力大为增加，远强于远洋而来之二千日军。
同年九月二十二日(1874.10.29)，中日双方经英国公使威妥玛调处在北京达成协议，日本同意撤兵，同时中国亦允诺给予被害琉球渔民之抚银十万两及收回日本在番社所建营房道路折价银四十万两。日军终于十月间全部撤退。就是以当时之观点，此番协议亦有许多可议之处。例如承认本应归属中国的琉球居民为日本属民，对日本在台烧焚番社，残杀、掠夺番民等不义行为不给予指责，不提出赔偿，反而写明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番民等等。在沈葆桢率领巡台大军占尽兵力、民心、地理种种必胜之条件下，却与日方缔结和约，显示出“弱国无外交”。也为以后甲午战败，清廷被迫割让台湾埋下了伏笔等。
以后沈葆桢在台进入开发建设阶段。早于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年8月)沈葆桢奏请开始开山通路，分南中北三路进后山，十一月十五日(1874.12.23)，沈葆桢连上《请移驻巡抚折》、《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奏准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提出“开山抚番”政策，详细列举了开发台湾番地以杜后患的各项意见及计划，希望以此打开台湾番地的全盘开发，“生番”汉化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工作也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5.30)，朝廷任命沈葆桢补授两江总督兼充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沈葆桢开始办理移交并安排船政及台湾两大方面工作，船政后续人选，要求即有合适的资历，又要熟悉洋务，最初考虑的是与沈葆桢和李鸿章同科进士，己授福建臬台的郭嵩焘，但郭未上任即擢升兵部侍郎充出使英、法两国大臣。后再经李鸿章推荐丁日昌出任，以丁日昌的才能，自然成为各方面认可理想的人选。台湾方面，开山抚番等各项重要事宜，移交闽抚王凯泰督率台湾道夏献纶④及知府刘璈⑤等办理。淮军在结束开山任务后，将分三批安排内渡，以及各方面用费饷金问题都须一一安排妥善，可见沈葆桢当时任务之繁重和困难。王凯泰在此背景移驻台湾，实则是接任沈葆桢巡台的重责，这封王凯泰写于临行前的信，对各方面重要问题均有清楚的交待，因而是台湾近代史上很重要的文献，十分有参考价值。王凯泰居台五月，力筹整顿，并兼顾省台大局，因积劳受瘴疠，十月内渡，卒于任。沈葆桢致李鸿章信中也提到：“再移驻之议，已得部文复准，补帆中丞恐长驻海外，将变成台湾巡抚，提饷呼应不，此亦确不可易之论。”⑥
王凯泰1823年出生，仅年少沈葆桢三岁。沈葆桢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王凯泰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也晚三年，两人官职同为巡抚“级别”。王凯泰写这信时已悉沈葆桢即将赴任两江总督，他在信中称沈葆桢为“年老前辈大人”，自称“侄”，显得十分谦逊。而沈葆桢在复王凯泰信中谦称自己为“弟”，比较符合常理。
王凯泰信中第一段叙及“玉山忠诚，以使面目如生”，玉山名王开俊，淮军福靖左营管带、温州右营游击，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1875.2.13)，因开山受阻，攻狮头社时与哨长周占魁等三人遇伏，殉职。沈葆桢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1875.5.2)奏有《游击王开俊请恤片》。福建提督罗大春撰《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⑦有如下详细记载：“四月二十日(1875.5.24)，淮军营务处知府田勤生于内狮头社左近密菁竿抄得王玉山首级，面目凛凛如生；饬曾随剿番之千总郭占鳌及其旧部兵勇环列谛视，莫不搏颡下泪，叹为鬼神呵护。盖自殉难至是，已百余日矣；忠诚所感，卒归其元，可敬也。”罗大春与王玉山是儿女亲家。在沈葆桢复王凯泰信中可以看到王玉山灵龛到郡，请家属开验，文武官员在风神庙公祭，场面十分隆重。此与王凯泰这封致沈葆桢信中叙述内容完全吻合。
《沈文肃公牍》所收录的沈葆桢在巡台期间致王玉山游戎信，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沈葆桢在信中提出了“开山抚番”的原则，提出争取民心对日斗争的具体方针：“日下最要者，曰结人心，良民固须保护，即有为倭人利诱者且勿苛求，我军亦借伊可探倭人动静。日通番情，近敌之地，生番不能不两属，然非本心，宜谅之。日审地利，虽极扼要之地，内山必有小径。倭破牡丹社即土人道之翻山而下。偶有倭人到营，不妨以礼相待，勿遽声色相加，彼亦无从生衅。”⑧
“倭人责备琉球事”，指牡丹社日兵侵台后，同治十三年琉球派贡使经由闽赴北京，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1875.3.19)贡使到京，日本干涉琉球贡使到京活动，光绪元年五月(1875.6)，日本政府正式禁止琉球对清朝贡及一切往来。同年六月(1875.7)，规定琉球改用日本年号，遵从日本法律，并派遣学生至东京就读。琉球国王尚泰对此表示拒绝。同年九月六日(1875.10.4)，日本内务省特使松田道之向琉球提出最后通谍，强迫执行。在这种情形下，尚泰王一方面以久隶中国藩封，世修职贡，不便擅自更改为词，恳求日方免办；另方面则密遣专使向清政府求救。近代史上轰动一时涉及中、琉、日三方关系的“球案”事件由此展开。王凯泰写此信时琉球贡使仍在京未回。⑨
“十万之饷，已向方伯商酌速解关”。方伯是指福建布政使葆亨，沈葆桢离台之前须要解决最主要的后续经费问题，在闽海关收入不敷的情况下，奏准由四成洋税中拨四十万两归船政以还旧欠经费，由六成洋税中项下尽先解济，使船政经费得以解决；但对于台湾饷问题，由福建解决，见沈葆桢致王凯泰函⑩：“蒙筹解二十万金以应急需，感激莫能举，似日意格所办大炮后镗枪已到，留十万金由船局付清，价值以十万解台散饷，腊月再得二十万金，便可敷衍下去。”但此项款使用并不顺利，先是以十万金付船政洋炮及镗枪，又因日意格西行又先挪付之。但最终仍由永保船带到十万金，沈葆桢在前一信中对此有：“台饷船款极费荩筹，感剧岂有涯漠，十万已从永保解到，台局又以下月支款请，媿杀急救，久旱得雨，涸可立待，自知不当为无厌之求，然如无当之卮，无底之壑何。”而在本信的回复叙到“星槎挟饷而来，诚大佳事，但十万则到而立尽。”可见当时军饷之紧，十万也未能解决问题。“永保”是轮船名。
“侄久拟折稿，因事关重大，才力忱不能胜。文章又不能达，斟酌再三，尚未拟发”。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11.5)，即在中日为台湾问题签字五天之后，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请要求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实则为同治末年海防与塞防大辨论之开端，当时海防与塞防两条战线同时开展，恭亲王等敢于冒撤职夺爵之风险，提出奏议，开展辩论，统一思想，确是有相当远见，这也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总理衙门指定由“李鸿章、李宗羲、沈葆桢、都兴阿、李鹤年、李翰章、英翰、张兆楝，文彬、吴元炳、裕禄、杨昌浚、刘坤一、王凯泰、王文韶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一月内羁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陈奏，总期广益集思，务臻有济，不得以空言搪塞，原折单均着钞给阅看”，以上各大臣奏议虽有不少没在一个月内交稿，但也不能拖到次年5月尚未交稿，因而福建巡抚王凯泰所拟的奏稿或是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874.6.25)：《巡抚移扎台湾，奉淮部议；请先赴台湾履勘情形，会妥筹折》(出处见“清德宗实录，卷十”)。沈葆桢回复中有“并录示疏稿，再三雒诵，既挹谦冲之度，尤纫缜密之思，安得不先台民拜生佛耶。”说明本奏折之重要，则是即将担负重要任务的计划书，须要反复推敲，不仅先呈沈葆桢审阅，特别须要和即将到任的按察使郭嵩焘商量，但郭最终未能到任，而出使英法国，亦为一大憾事。
福建通志卷十九记：光绪元年五月十一日(1875.6.14)，福建巡抚王凯泰由省东渡。十七日抵台(1875.6.20)，公同参酌。王凯泰在台五个月，完成工作很多，其中完成台北区划及治理工作，台北拟建一府三县，即台北府，淡水县、宜兰县及新竹县，改噶玛兰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驻鸡笼，向设南、北两路理番同知，南路驻府城、北路驻鹿港，筹备台北及恒春两城建城，派精于堪舆术的知府刘璈规划经理。请改台地营制，统归巡抚节制，以一事权。在处理学政事宜方面，所有台属考试，请以巡抚兼理。所有淮军自七月份(1875.8)开始分三批内渡，因有病，二百人不能登舟者安排参将留台料理，俟病愈另行派船归队等等。沈葆桢于五月二十三日(1875.6.26)上《台地无庸另派大员片》奏曰：“查抚臣王凯泰，已于本月十七日抵台。王凯泰用心之缜密、励行之清苦，胜臣远甚；所有开山抚番事宜，自应归抚臣专办。署台湾道夏献纶于民番情伪了如指掌，可资辅翼，无庸另派大员。台俗好逸，抚臣率之以勤；台俗好奢，抚臣示之以俭；台俗好斗狠，抚臣感之以和平：正本清源，易俗移风，于是乎在。”沈葆桢对王凯泰及夏献纶的配合极为信任。
“惟允”为船政提调吴仲翔，在沈葆桢巡台及后任船政大臣丁日昌未到任期间代理船政大臣职务。
王凯泰信中所透露出的“淮军苦战情形，备尝艰辛，其号令调度似非他军可及”以及沈葆桢复信中的“淮军节制调度诚如明谕，非他营所及”等等，可知驻台淮军(李鸿章调动唐定奎所率洋枪队武毅字军十三营六千五百名增援部队)的号令调度的特殊性“非他军可及”，对于研究巡台淮军的军事调度，也是一条重要信息。
“奎五”为福建福宁镇总兵宋桂芳，八月十五日(1875.9.14)，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因病辞职，奏调福建福宁镇总兵宋桂芳代之，同年宋桂芳也不幸病逝于台湾。
王凯泰在台积劳成疾，兼以瘴疠致饮食不进，于同年十月十一日(1875.11.8)扶病返闽，二十日(1875.11.17)病逝，此时距离他同年四月二十九日(1875.6.2)写信给沈葆桢仅仅五个多月，令人唏嘘不已。次年清廷追赠太子少保，予以祭葬，在福州省城及台湾府建专祠，谥“文勤”。
沈葆桢在江宁两江总督任上的光绪元年十一月初八日(1875.12.5)上《福建抚臣王凯泰请折》：“窃臣于本年十一月初一日接船政大臣丁日昌并闽省各绅士函称：福建抚臣王凯泰在台积劳成疾，兼感瘴疠，脚气肿胀，上侵股腹，饮食不进；于十月十一日扶病内渡，即于二十三日申刻出缺。臣闻信之下，不胜骇悼。计此时闽浙督臣业将出缺，所有应得典，自当照例奏请，臣何敢更有渎陈!惟抚臣平日之实心实政，臣以在籍绅士，且共事日久，知之最悉，有不敢不胪举以闻者。……”光绪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875.12.10)，沈葆桢还在给长子丹孙、侄子管樵的家书交代：“……王中丞处曾托六姑夫做联轴送去，用钱若干由家中缴还。其奠敬则由此间就近寄宝应也。
补帆大公祖仁兄年大人千古
文章经术，与多士相切求，天下欢颜归杜厦；悱恻慈祥，济不才所未逮，海东堕泪有羊碑。
年愚弟沈葆桢顿首拜挽”
《沈文肃公牍》页391“致吴提调”中提到：“补帅(指王凯泰)骑箕，全省人士同声一痛，乞代做祭幛一幅，并属荔丹为制挽联，蓉台书之，先行送去。”据此，此联似是在船政工作的王葆辰(荔丹)代笔。王凯泰逝世后，接任福建巡抚者为船政大臣前巡抚丁日昌。
注：
①2007年春季，上海朵云轩拍卖的王凯泰致沈葆桢信函(笺纸单片三页)，该拍品连同柳亚子信函一件(单片一页)，最后成交价人民币2200元。
②《沈文肃公牍》，页288；(致)王中丞
③沈吕宁《船政提调吴仲翔》，(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第三辑，2005年)
④沈吕宁《船政提调与台湾道夏献纶》，(张作兴主编：《船政文化研究》，第四辑，2006年)
⑤刘璈，字兰洲，湖南临湘人。1861年以附生从左宗棠平浙以功荐道员。1874年以知府衔署浙江台州知府(1872年卸任)。张之洞举荐来台湾协助善后事宜，择定新建恒春县城城址于猴洞口，后丁忧遂回籍。1875年3月沈葆植上《催刘璈赴台片》。
刘璈1881年任台湾道。整顿煤矿、洋药、厘金，办理海防，主持台北城建规划。1884年法军侵台，驻台南，协士民，筹战守，办团练，讨军费，与巡抚刘铭传不和，铭传劾其贪污狡诈、劣迹多端，开单列款请革职查办。、1885年革职孥问，查抄资产，定斩监候。1886年台州府士绅为其完缴各款，改流黑龙江。将军穆图善闻其才，延为幕客。1889年卒于戍所，年70余。著有《巡台退思录》。
⑥《沈文肃公牍》，页273；(致)李中堂
⑦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
⑧《沈文肃公牍》，页49；致王玉山游戎；
⑨徐艺圃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三编
《沈文肃公牍》，页179；致王补翁中丞
《沈文肃公牍》，页262；(致)王中丞
《清德宗实录选集》，光绪元年
沈葆桢，福建台湾奏折，《提督罗大春请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