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健康慈善文化夯实现代慈善根基
培育健康慈善文化夯实现代慈善根基
张兰英
［提要］在中国，慈善排行榜的不时出现，凸显了慈善文化底蕴的薄弱。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文化起源于西方基督教道德，与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区别明显。由于慈善文化底蕴的差异，中国人在慈善问题上存在一些误区。因此，注重慈善的自主性，摆正慈善的价值性，培育现代公民社会是形成健康的中国慈善文化，夯实现代慈善根基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慈善排行榜慈善文化培育根基
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中国慈善事业一直牵动人心。虽然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人的爱心总能经受住考验，但不时冒出的慈善排行榜和慈善风波，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们现今的慈善文化及其生存境况，揭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一、慈善排行榜与慈善文化
突如其来的灾难，将数万人的生命定格在“5月12日14时28分”。空气中贮满了悲伤，风雨中翻滚着哀恸。当繁华变成废墟，生命远离阳光，上千万人失去家园，数万人在轰然倒塌的残垣断壁里痛苦呼号时，海内外中华儿女，国际社会和友人，纷纷捐款捐物，表达一份深切的爱心，将融融暖意和心灵慰藉带给灾区人民。①
当此之际，一些热心人士开始对各界捐赠进行排名，甚至有情急的网友搞“外企铁公鸡榜”。恳切地说，这种捐款排行榜，也是出于对灾区人民苦难的真心关切，出于企盼人们竭尽所能奉献爱心的良善意愿。然而，它也极有可能引发社会“仇富心理”和攀比意识，给捐款者造成无形的心理压力和舆论压力，使爱心变味，使慈善失于浅薄。
这令人不由想起2006年，“制榜个体户”胡润通过网络捧出的2005年“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和“中国内地慈善企业排行榜”。巧合的是由民政部下属的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和《公益时报》也几乎同时推出了另一版“2005年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慈善排行“胡润版”与“官方版”的直接对垒，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向了前台。当时，两个版本慈善榜的推出，颠覆了中国数千年来富人“韬光养晦”、“财不外露”的传统，激活了富人潜在的行善热情和能量，引发了社会对于慈善的广泛关注与思考。有人认为，慈善榜的最大意义在于，让更多中国富豪的心灵注入一种理性的财富文化观与财富责任观，催发他们心灵向善程度的提高；同时，也有人士认为，富人对社会“公益缺位”是明显的榜中之瑕，目前中国富豪急需改变他们在慈善公益事业中的“不作为”的情况。胡润慈善榜中，50名富豪共捐出了10 2亿元的现金和物资，这连三峡大坝投资的零头都不到；“非典”期间，在中国23万个千万富豪中，仅有1个千万富翁为“非典”捐了款。而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在4年里给慈善事业捐赠达235亿美元，相当于他现有净资产的60%！②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慈善文化的缺失是最根本的。慈善的本质是割舍不断的人间真情和真爱，慈善的原则是基于这种真情真爱的自觉自愿。虽然，在汶川大地震面前，人们自觉自愿的爱心大奉献，不仅让世界见证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如潮爱心，也见证了中国名人、明星、富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慈善事业的成熟，捐赠排行榜的不时出炉，单位捐款中程度不同的强制，都凸显了慈善文化底蕴的浅薄，违背了慈善的本质和原则，极大地损害了慈善的根基和土壤。因此，培育现代慈善文化，夯实慈善根基是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慈善文化的内涵与中国人的误区
慈善作为一种事业，可以追溯到宗教。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文化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紧密相连。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基督徒们以其对上帝的信仰为精神支撑和价值根基，效法基督耶稣，自觉地培育和形成了博爱、罪感、谦卑和忏悔等道德情感，推动了现代西方的慈善事业和福利事业。基督教的博爱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博爱是对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血缘亲情这一类自然情感的否定。二是博爱排除了对道德回报的期待。从一定意义上说，基督教道德中包含有“为爱而爱”、“为道德而道德”、以博爱自身为价值目的的崇高精神。在“罪感文化”背景下，慈善是“赎罪”的一种形式，是人类进行自我圣化并接近上帝的方法和途径。
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它强调道德的力量，强调个人修养与慈善的关系，认为“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记·曲礼上》），“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贞观政要》）。其次，在国家管理与民生的关系方面，重视“仁政”、“善治”，认为在社会发展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主张以“损有余，益不足”（《荀子》）的方式调节不平等现象。第三，特别重视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教育，并推己及人，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提倡守望相助，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乡里关系。第四，由于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工商业者有着特殊的慈善要求和独特的财富观，主张“君子谋道不谋富”（《吏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对商要富豪提出了“量力施舍孤贫”，“凶岁设厂施粥”，“救济残废有疾人，教养无依孤独”等十分具体的要求。
西方的基督教将慈善作为一种他律要求，教徒有一种恐惧感，有一种外在强迫性，行善与否会有截然不同的来世。而传统儒家将慈善作为一种自律要求，受到内在道德力的驱使，行善与否是个人的道德操行，无强制性规定。儒家传统特别强调慈善的道德教化功能，行善不过是良心上的满足，而没有将慈善活动转化成一种本能意识，“本能地从事实际的慈善活动，不管何时何地，都自觉地要求有机会展示这个本能——这种心理状态中国人完全没有。”
正是这种东西方慈善文化的差异，使中国人在起源于西方“罪感文化”的现代慈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误区。中国民间心理在慈善事业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偏差。认为慈善就是捐钱，因此，慈善是有产者的事，与大众无关。有产者则认为那只是大富豪的事情，而大富豪则把责任推给了李嘉诚、比尔·盖茨等少数人。这种心态的直接根源，在于人们对慈善事业的理解过于狭窄，认为做慈善是单纯的奉献，只有巨额捐款才算是慈善，而根本原因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益色彩的缺位。现代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民众对于慈善的理解早已从“利他”发展为“互利”，认为在慈善中自己也得到了心灵的愉悦、好的名声，是在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因此，行善并不是富人的固有义务，而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职责。
三、培育健康的中国慈善文化
目前，中国的慈善事业还不够发达已是一种社会共识，如何推进慈善事业已成为中国当下广受关注的问题。与慈善事业不发达相伴随的是中国的慈善文化的缺位和种种不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慈善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局限于捐钱、功利性十足、背负太多社会功能等。显然，慈善文化的缺位和扭曲将制约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因此，中国需要建设一种健康的慈善文化，注重慈善的自主性，摆正慈善的价值性，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夯实慈善文化生长的土壤和根基。
从人性的角度讲，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揭示出人们潜在地具有的慈善意识，它是对有需要的、处于不幸或困难的人群进行捐助的自觉意愿和动机，出自对人类的普遍的爱。因此，慈善是一种普世价值，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一种顺乎人性善的一面的自主行为。从人的客观需要的角度看，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尽管科技高度发达，人们可以在许多方面利用高科技手段抵御许多风险。但是，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和种种不可抗力，不幸仍然频繁地降临。在巨大的不幸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人们需要相互帮助。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各样因素的压抑，人们潜在的慈善意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挥。调动人们的慈善意识，注重慈善的自主性，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性需要，也是一种底线秩序。培育健康的慈善文化，树立普遍从事慈善捐助的信念和氛围，尊重慈善的自觉自愿，是发展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题中应有之意。
从功利的视角看，慈善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和动荡的自然环境中的个人难免遭遇这样或那样的不幸，身陷于苦难之中。对不幸者而言，最残酷的打击也许不是不幸本身，而是其他社会成员对不幸的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因此，慈善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必要补充，一种可以限制自利主义无限扩张的价值，一种弘扬利他主义的举措。有了慈善，社会情感的生态就更均衡，身处困难的群体就能体验到人间的真情与真爱，这也正是慈善的魅力所在。然而，近年来，人们在谈及慈善的社会意义时，常常把慈善看作第三次分配。确实，在客观上，慈善具有一定分配效果，使社会物质财富从宽裕者手中流转到短缺者手中。但是，过于强调慈善的分配功能是不适合的。首先，它忽略了慈善本身内在的价值，把慈善当成一种工具，颠倒了慈善行为的本质。其次，它掩盖了慈善活动丰富的内容，把慈善简单地等同于捐钱捐物，约减了慈善活动的形式。第三、过于关注富人的慈善举动，它容易让人误以为慈善只是富人的义务，容易滋生均贫富思想，以慈善的名义进行劫富济贫。如今，在中国，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让慈善背负过多的职能，试图利用慈善去解决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如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助贫）、失学儿童的教育问题（助教）、弱势群体的医疗问题（助医）等。然而，慈善资源本身是有限的，慈善作用的发挥还受相关制度约束，因此，慈善本身难以承受如此之重。慈善文化建设应让公众充分意识到这些，正确评价慈善的作用，才不至于对慈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西方慈善文化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公民社会的传统。所谓公民社会，是由有着完整的权利和自由的公民以及公民组织所组成的社会，特别是公民组织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公民社会的关键点在于“自由人的联合”，正是这种联合使得一盘散沙式的社会凝结成为坚强而有行动能力的组织化社会。公民社会对慈善文化的养成，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西方宗教组织等民间救助的传统、现代社会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的发达，给从古到今的志愿者和慈善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他们的行动催生了“有组织的慈善事业”，把来自民间自发的、零散的、个体的同情善意，汇集为社会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慈善意识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自我强化。历史经验表明，一种慈善文化的建立，需要不断的、反复的、有组织的慈善实践作为前提，而在当下中国，公民社会结构的缺乏，使慈善文化的成长步履维艰。
恩格斯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一场大灾难，见证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和凝聚力，③也给予中国慈善事业许多启示和沉思。希望我们的慈善工作者能以此为契机，培养健康慈善文化，夯实现代慈善根基。
注释：
①③《人民日报》2008年5月27日，第4版；2008年5月30日，第4版。
②《钱往高出走》，http://www cqn com cn/news
（责任编辑：叶钦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