谪居正是君恩厚——林则徐的政治人格浅析
谪居正是君恩厚
——林则徐的政治人格浅析
［提要］政治人格展现了个人的政治特质，是政治文化关注的一个重要论域。政治人格与政治价值认同相表里。林则徐禀其儒学家世，认同君子人格，具有经世情怀与担当意识。在忠君上，林则徐与传统政治人格并无二致。林则徐及其政治人格是君主政治条件下士人政治人格的又一典型案例。
［关键词］政治人格林则徐忠君君主政治
“人格”一词源于拉丁文persona，意为面具。从哲学的视角看：人格是个体人从心理到行为的诸般特点的总和及其惯常的行为模式。政治人格(PoliticalPersonality)，从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的角度看，一般是指行为主体的政治性格特征的总和及其惯常行为模式。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人格首先是个体的，其展现的是个人的政治特质（PoliticalTrait）；政治人格是决定或者影响行为主体的政治选择和行为趋向的内驱力。①因而，探讨政治人格是我们认识政治人物及其政治行为的一个有效途径。林则徐作为禁烟除弊、反对侵略的民族英雄，作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的中国人，作为维护专制王权统治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以及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卓越实干家，殆无疑义。然而那种认为“林则徐的‘忠君’观念，比起岳飞文天祥来，有着新的突破”②的观点，揆诸君主政治的历史情境，却颇令人怀疑。从政治文化研究立场出发，分析林则徐的政治人格，也许有助于我们釐清相关认识。
一、儒学家世与君子人格
君子小人等人格理论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这些人格理论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选择倾向。“对君子小人的人格认同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行为，进而又关系到君主政治的巩固和统治秩序的正常运作。”①因为，“在儒家文化的思维视野中，道德与政治是混而为一的，君子小人的分层标准既是伦理的，又是政治的。在秦汉以后的文化承传中，君子形象逐渐演化成为一种道德化的政治人格，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崇；小人则作为反道德的政治人格，受到贬斥。”③所以，“从一般意义上看，儒家文化养育的君子人格是礼义道德的化身。……他们是修身的典范、忠臣的楷模和维系社会与政治秩序的中坚。”③林则徐正是如此。
林则徐出身儒学世家，累世相传。父亲林宾日30岁中秀才，后补为禀生，终生以塾师为业。母亲为宿儒陈时庵之女，安贫守道，持家勤俭。林则徐幼时即接受父亲的儒学教育，他著《先考行状》一文，回忆说：“府君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其论诲人曰：《易》以蒙养正为圣功，养之时义大矣哉！养其廉耻，使远于奇邪；养其天真，庶免于浅薄”，《云左山房文钞》卷二父亲的教育方法，显然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云左山房文钞》卷二14岁后，林则徐考中秀才，入鳌峰书院，师事名儒郑光策。郑光策大倡“明体达用”之学，要求学生“以立志为主”，并且要具有“不已”的进取精神。②这对林则徐的人格成长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因抨击贪官而遭受陷害的同乡前辈林希五，对林则徐亦有深重影响。林希五尝撰《辨惑》一文剖白道：“予之自为谋者，道义之守也。利害吾不敢知。吾所知者道义而已”，“盖守道安命，君子所以立身行险，侥幸有宁死而为者，此吾所以自信也”。《林希五古文集》这彰显了他鲜明的君子人格。林则徐为之感愤，他在为林希五的文集所作后序中说：
先生梗直独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毁来，身处冷官，触怒权贵。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者之所扼腕也。观集中《辨惑》一首，指陈道义，炳若日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今人不平则鸣，大率类此。《林希五诗文集·后序》
林则徐走上仕途之后，曾参加嘉庆年间京师著名的士大夫团体——宣南诗社。这个团体的成员，是一群具有共同“经世致用”抱负的官员，如陶澍、贺长龄、朱为弼等人。他们“志合道同，……树立猷守相期许”《云左山房文钞》卷一。这对强化林则徐的君子人格显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葛荃将君子的道德规定性概括为：（1）君子是诸多道德的负载者，更是仁德的执著追寻者；（2）君子着眼于正己和道德实践，在德行修为上严于律己，无求于人；（3）君子人格具有道德的恒定性，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能表现出最佳道德风貌；（4）在理念上，君子人格完美无缺；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君子的表现须一以贯之。①无疑，君子人格的养成是与对传统政治价值的自我确认相表里的。概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政治价值核心无非是君权至上、父权至尊与伦常神圣等内容。因此，君子便在君主政治中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功能：第一，君子最忠于君主；第二君子是建立政治秩序和推动政治动作的主体；第三君子具有独特的政治调节功能；第四，君子作为道德修身的楷模，是教化百姓的理想人选。①正如葛荃指明的那样：“在传统中国，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除了皇族、姻亲贵族及功臣官僚等‘官贵集团’外，还有以科举士大夫为代表的君子集团。后者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前者的局限，促成了社会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人员流动，使得君主政治的基础结构得以扩展，从而面向全社会。君主政治需要的各种人才借此而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权力基础的扩大增强了君主政治的稳固性。”①
由于君子的政治功能，使得君子集团在维系君主政治扩大和稳固权力基础方面，具有无与伦与的重要性。我们由是可知，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完整的君子人格一定是包含着强烈的经世情怀与担当意识的。无此，便不足以称君子。林则徐的政治人格在这方面，也是极为突出的。
二、经世情怀与担当意识
林则徐的经世情怀深受乃师郑光策影响。所谓“经世”，是“经世致用”的简称，而经世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则主要表现为“兴利除弊”、“养民裕国”。郑光策的经世思想对林则徐早年思想的形成，影响是直接的，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本思想。论者以为，后来林则徐的“恤民”、“重民”思想可以从郑光策那里找到其渊源。②做京官后，更是与诸多同志，相与讲求、研究那些“经世有用之学”，对国计民生诸多问题，深切关注，不遑他顾。遂使其成为经世派的重要人物。
在名为《裕州水发，村民舁舆以济，感而作歌》的诗中，他吟咏道：“噫嘻斯民真天良，解钱沽酒不足偿。我心深感怀转伤，为语司牧慎勿忘。孜孜与民敷肝肠，毋施棰楚加桁杨；教以礼义勤耕桑。……”④其中，“我心深感怀转伤，为语司牧慎勿忘”，清晰地表明了林则徐的经世情怀，一个“司牧”时刻不能忘掉的应该是生民的疾苦。
道光十三年（1833），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面对淫雨水灾，他在《祈祝晴文》中写道：“自冬历春，恒雨百有余日，下地之二麦已失望矣！若犹未已，是并上地而无遗种也。伤哉民之穷也。粗粝不供而糜粥矣！糜粥不供而糠籺矣。今糠籺又不供，官兹土者，其能晏然乎！强有肆攫掠，弱者转沟壑，具官之罪，固不胜数。”《云左山房文钞》卷二对于灾情不解、民处危难的情境，他发自内心的焦灼与自责。在对道光帝的奏折中，他动情地说：“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并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⑤他认为，为官者的本分是“养民”、“恤民”，是为国家排忧解难。他说：“养民裕国，本是守令之事”。《畿辅通志》第91卷而考核官员的标准则是“公事”处理得如何，“令牧之贤否，惟视公事为凭。”《云左山房文钞》卷四是否有能力使人民生活下去，“居官者知民以生活望我，我必有以生活之”。《云左山房文钞》卷一
具有强烈经世情怀的人，一定是勇于任事的，故而担当心态，亦必融入其政治人格当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④的诗句，对此表达得淋漓尽致。
林则徐在书信中表述了自己，领受禁烟重任时的心态。他说：“侍戌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⑥而在遭贬之后，仍对内忧外患，焦虑不已。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流放伊犁，行至兰州，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惟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诿诸不闻不见？润州失后，未得续耗，不知近日又复何似？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⑥
勇于任事的卓越实干家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与反侵略过程中，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表现得比同时代的许多士大夫更为开放。“他与一般封建官吏不同，在思想方面，突破了封建传统‘天朝大国’的观念，具有接受西方某些近代意识；在国与国关系上，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处理与外国人的关系，并在实际斗争中，初步形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②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他的卓越不言而喻。然而，他以此为契机，真正地突破了中国的君主政治传统了么？当然不是。他与其后的洋务派们一样，牢牢地将脚跟站在君主政治的深厚土壤当中。林庆元说：“林则徐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一方面看到西方技术，枪炮、轮船等器物文化，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西方道德观念，风土人情、习惯、行为方式等审美观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迥然不同。林则徐取其前者，弃其后者。这是不奇怪的。林则徐维护中国的伦常道德，对西方的道德观念加以拒绝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这又正是洋务思想的特征。我们从林则徐身上，可以看到经世思想逐渐向洋务思想演变的轨迹。林则徐的思想，仍然是经世思想占主导，洋务思想只在他的思想上占很小一角。”②——他的经世只具有君主政治条件下的政治调节的意义。
他的政治人格当中，忠君意识占据压倒地位。无论是经世情怀，还是担当心态，都是要让位于忠君意识的。从政治文化角度，审视林则徐政治人格中的这部分内容，似更意味深长。
三、雷霆雨露总君恩
“在古代中国，凡是得以步入官场，介入君主政治系统者，只有严格遵守体制内的统一规范，养育成自觉的权威认同和权威崇拜，才有可能在权力分享和利益分占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并且在其仕途的攀迁中通达顺畅。如果介入之后却不能遵循规范与规则，或是像海瑞那样，处处与‘体制’作对，则非但利益受损，而且多半不会有好下场。”③林则徐呕心沥血，所投入其中的禁烟运动，以他的被革职谪迁而结束。
君权至上，君恩浩荡。对道光皇帝在反侵略问题上的妥协，林则徐的抗争竟也是以自请处分的面目出现。他在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呈递《奉旨革斥自请处分折》的几乎同时，又上《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说：“夫自古规苗逆命，初无损于尧舜之朝，我皇上以尧舜之治治中外，知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⑦道光皇帝不接受林则徐的建议，并且派琦善到广州搜罗林则徐的罪状，终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禁烟与反侵略运动的两员干将林则徐和邓廷桢革职。禁烟、抗英的方针，以及对侵略者的态度，本都出自道光皇帝的钦命，但最后却变成了林则徐等人的罪名。在君主政治条件下，臣子是合该承担圣上的决策错误的责任的，皇帝永远是圣明的。林则徐的命运，只不过是专制王权政治统治当中，臣子普遍命运的一个缩影。
尽管对于这种不公正的处理，林则徐“不敢不懔天威，亦不敢认罪戾。惟事之本末，诚不得不明白上陈”⑥，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抗争态度，但他终究还是最忠于君主的士大夫，是最认同于专制君权的典型君子。
林则徐最为人称颂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两句诗，论者以为“林则徐的一生，林则徐的人格力量，都可以用这两句诗来概括”②即可以将这两句诗作为林则徐人格的典型代表。然而，这准确吗？这两句诗出自名为《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一首七律，写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初六日，是林则徐赴伊犁途中在西安所作。诗曰：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达老头皮。④
在我们看来，这两句“名言”之后的内容更值得重视。作为被君主惩处的臣子，林则徐的心态是什么，怨恨君主吗？不是，林则徐说“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谪居”也是应该感戴的君恩。在另一首诗中，林则徐感叹道，“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亦感发苍苍。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④虽则“人事如棋浑不定”，作为臣子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然而却“君恩每饭总难忘”。林则徐赠给他的“难友”邓廷桢的诗，则更为明确的表现了他感念“君恩”的人格心态：
回首沧溟共泪痕，雷霆雨露总君恩。
魂招精卫曾忘死，病起维摩此告存。
歧路又歧空有感，客中送客转无言。
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⑧
“雷霆雨露总君恩”，这与晚明东林党人的忠君情怀并无二致。党人周顺昌在与友人的信中说：“弟忽罹死，所谓雷霆雨露，均属圣恩。在臣子只应欢喜顺受。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古人之言，殆非期我也。”③
诗言志，诗缘情，林则徐的政治人格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立心”、“立命”、“开太平”的道德理想与“尊王”的政治价值选择，注定了他们的政治人格是巨人与侏儒、勇于担当与自我规束的矛盾集合体。换言之，对于在君主政治条件下，在“道”与“王”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士人生活状况来说，林则徐及其政治人格不过又是一个典型案例。
总之，从政治文化立场审视，尽管林则徐作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提出了许多卓越思想，但其政治人格并未跳出君主政治条件下士大夫与君子人格的窠臼。他的忠君与岳飞、文天祥相比并无质的突破。
参考文献：
①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00，110-116，117-119，121页。
②林庆元：《林则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208，209，244，265，354页。
③葛荃：《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12，152，208页。
④郑丽生：《林则徐诗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42，442，432-433页。
⑤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页。
⑥杨国桢：《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192-193，133页。
⑦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4页。
⑧于德才：《晚清戴罪功臣林则徐》，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责任编辑：张兰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