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临终关怀
关于临终关怀
［提要］虽然每天都有人死去，但临终关怀在我国社会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学界对临终关怀的研究也未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笔者多年前记录一位老人的死亡过程，并作如下思考：临终关怀首先是应当面对死亡、正视死亡；临终关怀不仅是医疗的，更重要的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注；临终关怀研究的课题之一是，一个人应当如何”庄严地“死；临终关怀的首要前提是一种爱，一种临终关怀；临终关怀的基础是死亡教育。
［关键词］死亡临终关怀爱死亡教育
一、有关说明
多年前，笔者在进行老年问题研究时，对每一研究样本进行入户调查，并作详细记录，欲写成《漏斗》那样的成果，虽半途而停，但那些资料仍在。
记得当年笔者在进行研究时，有两位老人走完他们的人生之路，一位64岁，一位82岁。
82岁的那位老人，走得十分突然，没有遭受病魔的折磨。前一天儿子带他去看病，医生要他住院，他不同意。晚上在“家”中和老伴看电视看到10点多才去睡。第二天早上4点多，老伴听到他的呼叫，到他小屋，他说很难受。老伴挂“120”，并通知城里的两个儿子。当“120”赶到时，这位老人已经“走”了。
6点多电话铃声把笔者吵醒，他的大儿子在电话里说：“爸爸早上走了。”笔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对方又重复了一遍，才领悟。上午8点多当笔者赶到他“家”时，他的大儿子去买寿衣还未回来。他走时什么也没交代，他们家也什么都没准备。对于他突然的“走”， 笔者除了感到庆幸外，也感到可惜，因为除了他生平中的某一重要细节我还未了解外，笔者还失去了一位老年朋友。他对自己的“走”就没什么遗憾吗?生者无法访问死者。但是笔者知道，他是带着一个心病离开这个世界的。
上面笔者提到他的“家”时，打了引号，因为那不是他的家，那是他朋友的家。他的家5年前被拆迁，协议规定两年后回迁，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那房子还未能盖起来。那些拆迁户不断上访，但无济于事。在他“走”前不久，他曾将所有的原始资料给笔者看过。他不止一次对笔者说，他活不到搬回自己家的那一天。看来他是有预感的。
笔者之所以要提到这位老人的死，是因为我认为“死而无憾”，是社会学研究临终关怀的内在涵义。
而下边笔者要介绍的是对另一位老人的研究记录与思考。他逝世时64岁，是我们家的一位朋友。他妻子和笔者妻子是同学，一年中有几次电话和一两次的见面。他被选为笔者的研究样本是在他住院检查期间。有一天他妻子打电话来，说他因肺有毛病正住院检查，而她正忙于装修新家，让笔者有空就近去医院看看他。笔者去了，他对笔者谈起他的病情。而笔者对他谈起对老年人的“一天与一生”的研究计划。突然笔者觉得他可以成为研究的样本，然而当时他并没有答应，因为他的一天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他希望能在他病好后开始“工作”时再去研究他的“一天”。他的“工作”是写文章，退休后仍然工作，可算名利双收。此次得病就是因去采访、修改稿子而耽误了。两个月前，去做B超时，医生就叫他要去做CT检查，而他想撑到稿子改完后。
在摘录研究笔记之前，笔者先作以下的介绍。
刘放，杭州人，1958年到福州工作，1967年“文革”中认识了比他小12岁的李之婷，两人自由恋爱，但遭到李之婷父母的反对。1969年李之婷插队顺昌，刘放下放时自愿申请去顺昌。最后李家父母不得不同意这婚事，因为他们俩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而且李之婷的上调工作均由刘放去活动。他们在县城成家，并生了个女孩。后来又经过种种曲折，一家人均调回省城。刘放在一省级单位工作，“文革”后去上海某大学进修，回来后虽然在本领域发挥自己的才华，但工作并不得意，终于提前退休。退休后他感到自己被外单位聘用名利双收，工作又是自己的爱好，因此工作得很起劲。据他说在外面平均一年的收入比他的退休金还多。他生活十分朴素，吃穿十分随便，由于职业的原因，有几十年的烟史，唯一的额外消费即抽烟，这也许是导致他肺癌的原因。
妻子李之婷虽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但文革开始时她才念初中，此后便再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职业始终是工人。由于工厂不景气，提前内退，曾在外面打工，赚的钱是退休金的几倍。后闲在家里，整天打麻将。笔者在进行研究时，丈夫单位积资房盖好，她整天忙于装修。
女儿刘小莉，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由其父奔走进入了一所职业中专，并由其父另外培养其学习日语，毕业后进入一家日资公司，月薪很高，未婚。
二、研究笔记摘抄
12月14日
之婷来电话，说刘放的CT已做，有一个1×2cm的东西， 然而不能判断是否不是肿瘤。她说明天上午要同木工去买地板木，中午不能送饭去医院，请我帮个忙，明天中午煮些线面送去，什么汤泡都可以。
晚上我妻子下班回来，我对她讲了刘放的事，她愣了。我们都知道如果是癌，那么刘放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
晚饭后，我们去看刘放，只有10分钟的路程。路上行人不多，风很大。我们从刘放的病谈到死。
在病房中，我们见到了之婷，她正削苹果给刘放吃。刘放谈起了自己的病情，说科学这么发达，还是检查不出，有个l×2厘米的阴影，有可能是炎症引起的，医生说要搞什么穿刺，做病理检查才能确定，但愿不要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说到此，他苦笑了一下。现在是整天挂瓶消炎，看看会不会消下去。
我告诉他贝多芬的“皇帝”我已找出来了，什么时候叫刘小莉把她的CD小宝贝拿来，在病房里就可以听了。刘放讲，算了，等回家后再听。我们问起刘小莉下班后为什么不来医院接替妈妈照顾父亲。之婷说，她什么也不会干。我注意到刘放的眼睛斜视了一下之婷。
我问刘放，什么时候我先采访他的“一生”，以后等病好之后再研究他的“一天”。他说行呀，“反正我都在医院里，有空来就是。”
妻子和之婷谈修装的艰苦。我和刘放听着，偶尔插一两句话。 显然话题避免谈到刘放的病。8点多，之婷收拾好瓶瓶罐罐，准备回家。我问刘放明天中午要吃上排还是猪肝泡线面，他说只要上排炖萝卜汤就行，他在病房自己买两块包当饭。
在病房外，之婷说现在只告诉刘放有阴影，医生的确也是肯定不下，只好等穿刺了。她打“的”回去，我和妻子在寒风中走回家。路上我们谈起刘放的病，也谈到刘小莉。刘小莉从小不做事，这么大了，就是星期六星期天休息在家，也是刘放做饭、洗碗。有一次，我们听到刘放说之婷如何惯坏小孩的，如，之婷回家看到碗还没洗，就讲刘放“怎么碗也没洗。”刘放说，你们看，她怎么没看到我正忙着写文章，而小莉却躺在床上看电视呐。
12月16日
刘放让之婷挂电话给我，让我去医院一趟，原来他写了一封信给照天君，并给我钱让我帮他去捐。我对他讲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无神论者作弥撒》的故事。下午我去了，为他捐了钱，在神像面前为他化了那封信，捐钱的收据晚饭后我拿去给他了。他写的信全文如下：
南天照天君：
本人姓刘名放，浙江杭州人氏，19XX年生人，祈求菩萨保佑我除病消灾，避过眼下血光之灾，祈求菩萨保佑我妻子李 之婷19XX年生人，女儿刘小莉19XX年生人，保佑我合家平安。
今后，初一、十五凡我在福州，一定跟菩萨叩头。上香。
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刘放，福州×××路××号
12月20日
下午去医院看刘放，刘放的精神比上一次来看他时好多了，胸口虽然钻了一个孔，但医生说切片检查不象恶性肿瘤，然而由于他有严重的肺气肿，体质又差，无法进行手术，因此只能采取保守疗法。刘放说他躺着胸部象压着一块铁板，坐起来会好一些。
我想和他谈他的童年，他说等回家以后再谈。他准备先回家休养一段，等过了春节再住院化疗。一听到“化疗”我怔了，不是癌化什么疗?
病房病人的晚饭很早就送来了，刘放在等之婷送饭来，他让我先回去，然而我却想等到之婷来后再走。看着病房中其他五位病人的家属在为病人的晚餐而忙碌的情景，我为目前医院的功能弱化而感叹，同时我又感到，在医院中更能体验亲情。
之婷提着保暖筒来了，又是上排炖萝卜，还有两小块馒头，她说刘放喜欢吃。她把晚餐放在托盘上摆好端到刘放面前后，便送我出病房。
我还没开口，之婷便告诉我，刘放的诊断结果是肺癌，但没有扩散，然而不能手术，此事没有对他讲明。
病人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及治疗方案，而我们(病人亲属)往往是怕病人承受不了而请医生对病人隐瞒真实的病情，仿佛是对病人好，而实际上是剥夺了病人的权利。然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病人向医生打听自己的病症，并向医生保证自己是个不怕死的人，即使是绝症也无所谓，医生告诉了他是晚期癌症，结果这位方才还嬉皮笑脸的“勇敢”的年轻人，当场昏倒了。我们的社会习俗常常是家属请医生一起对病人隐瞒，于是许多人糊里糊涂地来到人间，却又不明不白地离开这个世界。究其原因，还是那本《生死之歌》封底的广告辞：“我们生存在一个受到心理制约、否定死亡的社会。正因如此，许多人在临终之际凄惶不安。死亡跟性行为一样，是个关上门悄声谈论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许多刊物公开谈性的已不少，而谈死亡的还不多。
医生和家属应将真实情况告诉病人，让病人对种种可能性作好思想准备，但这是十分困难的。许多人担心病人的精神承受不了而影响了疗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这后半句是许多家属不向病人如实告知病情的理由。
1月3日
刘放的新家，很漂亮的新家。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之婷和牌友们在书房里打麻将，牌友有的是刘放的朋友，有的是同事的妻子，但都是之婷的朋友。引起我注意的是书房的拉门是畅开的，空气与客厅是相连的，而牌友中的“烟枪”在冒烟。我来到书房，对他们嘀咕了一句话：“你们把这边门拉上，把那边的窗户打开，他有病……”
刘放显然听到了我的话。当我在客沙发上坐下时，他轻轻说：“少抽点，少抽点。”他自己是个抽烟人，很能体谅人家。我问为什么不进屋躺?他说电视没什么好看，但坐着比躺着舒服。今天我开始了发问，他开始谈他在杭州的家庭与童年、少年的往事，谈了他怎么来到福州。很有意思的是，他说他年轻时去算过命，命中说他19岁丧母，35岁以前不会结良缘，以后会遇上一个很能干的妻子，这些都很准，寿到72岁，若过了72岁，会活到76岁。看他仿佛很相信自己至少会活到72岁。
访谈中，之婷由替补的牌友顶替，将红枣花生汤端到刘放跟前，据说这东西润肺。
小莉从她的闺房里飘出来，穿着睡袍，脸上不知涂着什么东西，反正是什么霜之类的，油油的。我很奇怪这种女儿，父亲生癌仿佛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什么事都要她母亲做。她进了卫生间，后来又飘进了闺房。
1月9日
晚上到医院。刘放已开始化疗，为了让他有个好环境，之婷让他住特殊病房，一天180元，有电视、有电话。 刘放看到我们，脸无表情地说：“谢谢你们来看我。”有些无奈，之婷已回家了。我们很奇怪，她不在医院陪，干么要破费住这特殊病房?问起小莉有来吗?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刘放唉了一声，他说起上次住院时，同病房的人就问，这是你亲生女儿吗?因为即使之婷打电话让她带什么东西到医院，她也总是站在那儿，从不会走到床前问一下爸爸怎么样了?哪儿不舒服?
回到家，我们还在谈之婷和小莉。
1月16日
之婷电话说刘放化疗一疗程，昨天回来了。晚上我们去看他。书房里的赌友们仍在战斗，当我们到时，晚饭还没吃。后来休战，他们一伙人上馆子，之婷才和刘放一起吃晚饭，小莉因老板请客没回来。刘放没胃口，只吃稀饭配皮蛋和肉松。
刘放的身体是那么虚弱，这才第一疗程!我记得叶伯伯对我说过，他的一位朋友就是搞化疗的医生，对化疗的效果很是怀疑，因为化疗杀死了癌细胞，也损伤了健康的细胞。不论化疗在医学上的疗效如何，在回来的路上我对妻子说，如果我发现自己癌症晚期，我不会化疗的，人要理性地对待死亡，我对她谈了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的事。
高柳和江医生在她的《面对死亡》一书中举了两个病人做例子，并提出了问题：一个肺癌患者，按手术、抗癌剂治疗确定疗程，住院治疗半年，其问未回家一次，就病故了。以前曾是活蹦乱跳的人，家属和本人却经历了一段很艰苦的与病魔抗争的生活。另一个肺癌患者，拒绝治疗。虽然在半年后死亡，但一直独自生活，任性地为所欲为，直到最后感到已经无望而被送到医院，仅住院3天即与世长辞。两者都是在公开癌症病情后存活6个月的病人，那么，能说哪一位是善终的呢?
2月5日
下午访问刘放，他谈到他第三次化疗小便失禁，晚上想爬起床但却浑身无力。
之婷一班赌鬼们仍在打麻将，不知他们是很知趣还是本来就很文明，我没有听到过喧哗声。
2月26日
之婷挂电话说，刘放化疗后拍片没有扩大、也无缩小，现在就是休息，说有一种什么灵芝药，广告做很多，一疗程5000多元。我说有钱的话不妨一试，主要是刘放自己是什么意思。之婷说，灵芝他想试一试，还想去北京中日医院进行中医治疗。我又说了一句：“有钱不妨试试。”
我对那些广告是从不相信的，试一试是一场赢的概率很低的赌卜。我认为1000人中有一人会因吃那些所谓的治癌新药而康复就算很不错了，之所以要试，是因为生命比钱重要。我自己不是癌病患者，有千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对患者负责。然而我若是个患者，我就不会让那些骗子骗去钱。当我这么说时，妻子说了一句：“到你那一天时，再说这话。”
我想起了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Death and the Maiden》，当我又一次把这片CD放入小宝贝时，我希望我能有所悟。
我悟什么呢?只是一种矛盾，一种无法调解的矛盾。当这支44分钟的乐曲播放完时，我想到的是：这个问题究竟属于什么学科。
3月16曰
今天后九节。晚上去看刘放。快8点了， 刘放一人躺在卧室里，连灯也没开。我们开始以为他在睡觉。小莉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VCD。之婷和赌友们正在“战斗”。
刘放靠躺在床上，头上戴着帽子，因为他剃了光头，化疗时头发一直掉。他的目光暗淡。见到我们，他坐了起来，哽咽地说：“回来总算是个家，可是，你们也都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过去是爱情，现在是责任……”我们一时不知所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抱怨。接着他又说：“她哥哥昨天对我说，刘放呀，你好好放心休养，其他的事都别去想。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赶忙把话题叉开，问他以后治疗的方案，他说化疗没有效果，过两天将去医院做放疗。他说了一句：“死马当作活马医吧。除非出现奇迹。”
8点多，外面的赌局结束，赌友们去吃饭，之婷在屋门口叫刘放吃饭，刘放瞪了她一眼，没说话。之婷根本没察觉，一转身就走了。此时我们才知道刘放连晚饭都还没吃。我们说你吃饭去吧，他噙着泪说，不想吃。我们劝他还是吃一点吧。于是他才穿上衣服拖着沉重的步伐，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出去，吃了一小碗的稀饭……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刘放不久于人世了……
4月25日
下午张欣夫妇来，听说刘放病的事，就让我们与他们一起去医院探望。普通病房6人一间，之婷在，还有一对夫妇探访刘放，见我们来，他们就走了。刘放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听到我们的声音只是微微睁开眼皮，又闭上了。他鼻孔插着氧气管，在艰难地喘着气。他已经无力交谈了。从之婷口中得知他前两天疼痛过，打过杜冷丁，并得知之婷和刘小莉晚上都不在这里陪他，40元一天请了一个四川护工。我不知道之婷晚上回家是不是还打麻将。当我们要走时，刘放有气无力地动了动嘴，之婷把耳朵伸到他嘴边，然后转达：“他说谢谢你们来看我。”
4月28日
晚上10时，之婷突然打电话来，说医院来电话，刘放不行了，可能过不了今夜，她和小莉现在即从家中赶到医院去。我从家里赶到医院时，她们母女已经在病房里了，还有之婷的哥哥和一位开车的牌友。刘放艰难地喘息着，可能已经昏迷了。一边是氧气，另一边是滴管输液。病房静悄悄的。病友及其家属有的已经睡去，没睡的人都用一种不可言喻的目光望着这边。值班医生说，病人多在凌晨二、三点逝世，你们家属要留在这儿，现在病房其他病人要休息，家属可到医生办公室来。
我很奇怪，之婷甚至连刘放的“寿衣”都没准备。此时她哥哥和另一个人才开车去买。医生将铅印的“病危通知”填上刘放的姓名及有关时间交给了之婷， 便走了。
病危通知书格式如下：
病危通知书
病人×××于××年×月×日×时入院经本院各种方法治疗但病症未见好转，于本年×月×日转入危急状态。
特此通知
此致
××同志
××××医院启
第×病房
××年××月××日××时
过了不到一小时，刘放不行了。医生、护士进行例行的抢救，医生说了句什么，我站在过道没听清，之婷突然看着我，问我：“你看要不要?”我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摇了摇头，意思是没有必要，但回答却是：“你们自己看看吧。”——我们许多人都不敢承担责任!幸好医生用小手电筒照了一下刘放的瞳孔，说了声：不行了，便放弃了抢救，护士已吸进针管的什么药剂白白浪费，她推着小车走了。此时小莉在哪儿我没注意。护工推走了氧气瓶，护士又进来拆去了吊滴瓶。我走到刘放床沿，看到他的眼睛并没闭拢，便用手轻轻将他的眼帘向下推了一下。他的双眼闭上了。突然我想起了他的假牙，在高柳和江著的《面对死亡》一书续篇第四章“在医院死亡的人——如何更好地度过最后时刻”中特别列了“义齿是尊严的问题”一节。我问站在对面床边轻轻抽泣的之婷：“假牙要不要放上去?”她这才想起来，赶紧从床头柜找出假牙递给我，我说我不知怎么装，她急得哭了起来：“我也不知道。”我将假牙接过来，拉开刘放的嘴，试着装，因为他不是全部假牙，有的缺有的在，我们俩一起装了一阵子没装上，之婷哭着说：“这怎么办?怎么办?”我沉着地说：“不要急不要急。”此时我冷静下来，先看清楚了再试着对上去了。当小莉拿着死亡证明进来时，太平间的工人已推着运尸车来到病房门口。此时刘放的两位朋友也赶到病房，还有他工作单位的党、政领导等人。小莉没有哭过一声。在太平间，我们等了很久，寿衣等物才买回来，香、烛都点了起来。太平间的工人受委托为刘放擦身穿衣，看着一丝不挂的刘放，我象看到了一具在沙漠中被风干了的木乃伊——只有皮包骨……
近两点我才回到家，妻子还开着床头灯在床上等我，她也一直未眠……
5月2日
昨天星期六，上午刘放火化。这几天主要是亲属和那几位常在他们家打麻将的朋友帮助料理后事。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按风俗办。我负责照相。今天只有亲属几个去火葬场领骨灰，之婷希望我去照相，我去了。骨灰直接送到文林山。文林山很安静，只有当我们离开时放的鞭炮声打扰了那些安息者。我想起了边浴礼的《菩萨蛮》“纸钱风起灰如雪，乳鸦向客啼呜咽”之句，现代城市的葬礼场面不是这样。当汽车开动时，当然也没有“回车还却顾”，是否“鱼目夜长开”，也无须再打听了。
三、笔者的思考
笔者把这位老年人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简单地记录下来，这只是外在的，至于他内心深处的“心灵历程”笔者没有了解到。但这已经可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临终关怀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观察过程的描述，谈临终关怀或许对许多人来说会显得抽象。但笔者也不想就事论事，或对这一观察到的过程进行价值评判。我们应当讨论的是如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人忌谈死，在福州方言中，死的一种称法叫为“生”。现代医学对一些疾病目前尚无回天之术，对这些疾病的晚期病人不论医院还是家属，只是本着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尽力进行抢救，并不让病人对可能即将来临的死亡作思想准备。然而“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如果濒死的人在一个开放型觉察情景中面临自己生命的终点，如果他能够坦率地和自己的朋友或亲人们讨论死亡这一事实并能与他们相互安慰，死亡就会比较容易地被接受；而在一个相互欺骗的封闭型觉察情景中，濒死的人与外界中止了情感交流，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死亡——无论造成这一状态的动机是多么地富有同情心——对于濒死的人都是更加沉重的。”①因此，我们的临终关怀首先是应当面对死亡、正视死亡、谈论死亡。有关死亡和濒死的社会学调查得出的越来越多、给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表明：“如果我们提前就死亡这一事实与快要死的人进行坦率的讨论，他们会死得愉快得多，甚至是满意地死去。”②
（二）临终关怀不仅是医疗的，更重要的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注。“医院的主要手段是药物、外科手术和护理，所关注的是病人的生命免于死亡。安息所(即临终关怀医院)则不同，主要手段是对临终的病人的姑息治疗，减轻其痛苦，给予咨询服务，对死亡的意义和如何对待死亡进行讨论，消除病人及其家属对于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所关注的是行将死亡的病人的安适”③现在的一些医院对濒死病人的常规操作都是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全力抢救"掩盖其麻木不仁。这几年笔者多次在医院看到濒死病人挂瓶到最后一刻，而且贵重的药拼命使用。以刘放为例，公费医疗不能报销的药，医生还说能报，结果只能病家自己承担。
（三）对癌病患者的治疗方式存在着大可怀疑之处。人类尚未攻克癌症，特别是晚期癌症。许多例子表明晚期癌症患者是在接受手术、化疗、放疗中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痛苦地走向死亡。笔者一位80多岁的朋友是位医生，他告诉笔者，他的一位朋友是专门搞化疗的，都认为化疗的效果不具普遍性。是否如此，这也许是医学界内部的课题。但就我所观察的晚期癌患病人来说，化疗想“杀害”变异的癌细胞，实际上也杀害了正常的健康的细胞。经过化疗的病人一方面身体虚弱，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贵重的所谓增强免疫力的药物“治疗”。在这种治疗中站立起来的晚期癌患病人不是很多，大多数病人即是这种治疗方式的牺牲者。临终关怀研究的课题之一是，一个人应当如何“庄严地”死，但现实常常是一个人在身体被摧残之后痛苦地死去。医学范畴内的矛盾实际上也是社会问题，因为不是一两个患者这样地死去。
（四）临终关怀的首要前提是一种爱，一种理性的爱。不论医护人员还是家属，都应当对濒临死亡或受到死亡威胁的病人充满理性的爱。这种爱不但要体现在寻求减轻患者生理上的痛苦，同时要从精神上对其关怀。临终关怀的对象并不仅仅是患者，在已总结出的经验中，关怀的对象包含着患者的家属。人们应当对患者的家属在面对死亡过程中将遇到的种种压力提供帮助，特别是精神上的帮助。笔者了解到的事实是，许多濒死患者的家属面对整个死亡的过程，都是经历了一场灾难，在现有的医风医德和医疗条件下，许多人更是身心交瘁。因此我们的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应当一起呼吁加强对临终关怀的研究，因为临终关怀是面对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会死亡。我们常常在谈爱、在唱“爱的奉献”，在表达我们的爱。但在面对死亡的过程中，如何真正体现出爱却是不容易的。
(五)临终关怀的基础是死亡教育。在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很缺乏死亡教育。一切教育都在教人如何生存，而教人如何死亡的学问难以获得。在社会学领域和老龄学领域虽有些微的提醒，但是作为每一个人的一种人生教育，却只是十分抽象的人生观教育，而非具体细微的一门知识。美国的社会学家们注意到了这一种教育的缺乏：“美国的社会化内容几乎不包括死亡问题。在前工业社会里，死亡通常发生在有亲属陪护的家中。年轻人从小对死亡的过程就有了直接的了解。然而在现代美国，死亡几乎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人们用压低了声音和“他离开了我们”这类委婉说法来谈论死亡。当人们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害怕这类话题，进入成年之后，他们又避免谈论这类话题（尤其是在快要死的人的面前)。④作为美国大学教科本的《社会学》在“年龄和老龄化问题”这一章中专门列了“死亡和临死的经历”一节。⑤
目前我国有关这方面的书大多是翻译的，不是翻译的书引用的也多是国外的研究成果。为此笔者在进行研究时认为：从事老年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研究的
社科工作者，不应将“临终关怀”这一课题给遗忘了，应从我们自己国家的“临床”研究做起，得出我们自己的一套经验来。
注释：
①②④［美］伊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209、174、173页。
③吕国强：《生与死：法律探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页。
⑤［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上、下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参考文献：
①埃莉斯·库布勒·罗斯：《死亡心理奥秘》(俞国良、杨福康编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
②许士凯、王建国、胡仁喜：《安乐死启示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③［俄］A·戏拉夫林：《面对死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美］斯蒂芬·雷文：《生死之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⑤［日］高柳和江：《面对死亡》，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责任编辑：叶钦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