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陈璧是晚清的干吏能臣，他反对守旧，力主革新，兴利除弊，尤其擅长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如兴科学、办银行、理财政等，做了不少有益之事。作为闽籍官员，他非常重视和关心家乡船政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为支持福建船政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陈璧福建船政发展

 

陈璧（1852－1928），字玉苍，晚号苏斋，福建闽县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出生于闽县南通乡（今闽侯南通）仙坂村。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及第，从此走上仕途。先后任内阁中书、礼部铸印司员外郎、监察御史、顺天府尹、户部侍郎等职，累官至邮传部尚书。陈璧卒于1928年，终年77岁。乡人为纪念他而将仙坂村改名为苏坂村。陈璧是晚清的干吏能臣，他反对守旧，力主革新，兴利除弊，尤其擅长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如兴科学、办银行、理财政等，做了不少有益之事。作为闽籍官员，他非常重视和关心家乡船政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为支持福建船政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主张加快船政发展以“备御侮”

清同治五年(1866年)洋务派的中坚力量、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建造轮船、培养人才，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福建船政局很快发展成为当时全国乃至远东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备的造船工业基地。但福建船政局的创办过程面临种种困难和阻力，内外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特别是中法马江海战、中日甲午战争后，福建船政局的成果消耗殆尽。此时福建船政更成为封建保守势力反对攻击的矛头所向。针对反对人士对船政的诸多非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二十四日，时为御史的陈璧上《请派大员查明福建船政实在情形速规推广以振防务折》，为船政作了解释。他说，“今之议者不曰虚糜帑项，即曰滥给干修，而负谤之。实由经费所领，不及四成，以致力薄功微，动招物议”。他认为，议论者多说船政耗资巨大而收效甚少，其实是因投资不足所致，因为“大抵工程一事，经费足则愈见其节省，经费绌则愈见其虚糜”。“如工程紧急，人尽其力，无闲旷之职；合而计之，所成既多分，而核之成用弥少，此所谓愈见其节省者也”；但如果投资少，工作量少，但也要维持一个人员众多的工厂存在，所以显得“愈见其虚糜者也”。因此“今物议纷纭，皆非事实”。他认为，如果“经费筹足，委任得人，日盛月新，固非难事” ①。

陈璧对福建船政多有同情和回护，因为他深知发展福建船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船政事业发展的艰难。他分析了客观形势，认为加速发展福建船政，自制军火舰船，可以“备御侮”。所谓“备御侮”，是陈璧提出的抵御列强侵侮的主张。他认为“器非自制，究不足以操用兵之胜算”，认为自主生产武器是振兴军工国防的关键。而当时全国军火舰船建造厂缺乏，“旅顺船坞即归还，亦近残废；上海机器局凑合成器，而非探制造之源”，因此“为今之计，莫如恢张福建船政”，并说明了船政在自主生产武器舰船、培养人才、振兴国防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强国莫利于人才”，依托船政的船政学堂教育办的卓有成效，培养了大量人才，现在正应该委以重任，使“一切教习无须雇用洋人，岁省薪水百余万”。其次，在建设海军方面，陈璧主张配备“大舰巨炮”。他说“海军莫利于钢甲”，“海防一日不能弛，钢甲即一日不能不造”；“海战莫利于大炮……夫炮与船相辅而行，制船而不制炮，犹弃干戈而徒搏也”；而船政“自有制炮生徒”，条件较为完善可资利用。②

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陈璧上《船政整顿伊始敬陈管见以备采择恭折》，再次论证了加速福建船政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说，“泰西以水师为命源，水师以船政为根本。外国幅员不及中国二三行省，制造之厂林立，养厂养船之费，君臣上下并力任之。中国沿海万余里，所占海面最广。左宗棠、沈葆桢议创福建船政，实海防第一要着。”他批评朝廷部分官员热衷以巨资购买洋船而对发展本国船政事业却采取冷淡态度，“购炮买船积输巨款，既为中国一大漏厄，而器非自制，究不足以操用兵之胜算”，强调发展国防应以自我为主，“权操于我”，要防止“受制于人”。他说“船政制之‘寰泰’、‘镜清’、‘开济’，较之南洋之‘南琛’、‘南瑞’为优”；“船政新制之‘平远’钢甲，较北洋定购之‘致靖’、‘经来’，式不甚远，费且大减。大东沟之役并驾齐驱，屡受巨弹，船身并未损裂。”“谓自制之船不足以任载，岂平情之论哉？”③以事实充分证明了福建船政制造的一些船舰并不比外国定购进口的舰船逊色。他说“以船政关系重大，非他省机器等局可比”，认为船政是水师的“根本”，“该厂之废兴于中国关系至大”，所以极力主张应该大力发展本国船政。

二、主张“开利源”以解决船政经费短缺问题

福建船政事业举步为艰、惨淡经营、无力开拓有诸多原因，经费不足是其中最突出的制约因素。面对这个问题，清政府根据户部“仿照西例，改归商办”的建议，谕令将原有局厂“招商承办”。闽浙总督边宝泉曾会同两广总督谭钟麟奏请将福建船政局招商承办，但均因层层掣肘，招商设想并未落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陈璧奔丧在闽，目睹福建船政此一困局，急在心头。于是，同年六月二十三日，陈璧上《奏为海防善后亟宜变通闽厂章程添设各项机器以开利源而备御侮恭折》，指出：“以三十年缔造之艰，一旦置废于无形，诚为可惜。若恢拓旧规，又苦巨款难筹。为今之计，惟有为船政开自然之利，以船政之利源，资海疆各省之利用”④。并建议从开矿、铸钱、招商、制造等4个方面来“开利源”，解决船政经费短缺问题。

第一，建议船政开煤铁矿。他认为“海防御侮，必须制器”，而制器所需要的工业原料煤、铁应该自给以降低成本。陈璧指出，福建船政局周边有丰富的煤铁矿资源可资开采使用。如铁矿有“穆源铁矿，近在省治百里，小轮船一日可达”，前任督办黎兆棠曾派员勘探，提炼铁苗，认为“质冠东南”。建议“集股开办”铁矿，聘请外洋矿师堪估挖掘，就山开炉提炼，并利用船政已有的机器熔铸制造。铸铁必需的烟煤，在龙岩、建安及上下游产量甚丰，可供开采使用。煤铁矿办成后，可接着办铅矿，“罗源县东面滨海，有西洋岛，向产铅苗极旺”，开采此矿大有好处，不仅可以之自制铅弹，“无须购自外洋”，而且可制成装茶铅箱，当时“福州装茶铅箱，岁需银一百数十万两”，实是一笔巨大的“利源”。

第二，建议船政铸造新式钱币—“洋钱”（外国银元）。他说自从福建的正供粮赋变通洋银解库后，海口市易通行洋钱，“若就船政现成之厂地，少增炉器，事半功倍，所得必赢”，颇有利可图。“如果试办得法”，所得之利润不仅可以补贴船政局经费，而且可以减少私铸假洋充斥市面之害，防止“钱法日坏”。

第三，建议船政开办轮船招商局。他认为，船政官轮原不准搭运商民、运载商货，但“商民图利，夤缘附搭，水手私收水脚，弊不胜言。而迎送官员络绎不绝，尤为靡费”，所以还不如因势利导，“按照招商局章程”，准许官轮参与商业航运，“不论官民，议收水脚。”他指出官船除了可以搭载散客外，还可“派赴长江等埠运米，或春夏间专派一二轮赴福宁白马门运茶，其运费可收至十万两”。对茶商而言，“海运费省期速，而无陆路湿水搀假之弊”，茶市也可藉此转机，政府的税收也会增加。总之，船政开办招商局，将官轮开放民用既可解决船政养船经费问题，商民也可得到转运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洋舶往来“夺我利权”，有“一举而数善备焉”的效果。

第四，建议船政利用现有机器兴办各项制造业。陈璧以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洋布局和上海开设洋火公司的成功经验为例，说明兴办制造业的好处。而船政局机器设备较为齐全，机器可“旁通别用，用其巧力，一人可了数十人之事；用其巨力，一举可省数十日之劳；用其重力，一器可兼数十器之功”。利用船政现有机器，“变通而添置之”，广造电线、洋铁、洋灯、自来火等民用产品，不仅可发展商贸以“济中土之用”，还可“阴夺外人之侵渔”。

为了广开源路，他建议招商引资，可以“招致南洋富商之善理财者，辅同经理；荣以冠带，厚其犒劳，或藉资集股，或即令包办”，充分吸引利用民间商业资本发展船政；甚至不反对向外国公司借债之举，“即或一时难筹巨款，亦可权借洋债以应急需。”    

三、主张大员专任船政以加强管理

福建船政创办之初，清政府委派重臣出任船政大臣，管理局务。沈葆桢为首任船政大臣。此后船政大臣渐改由闽浙总督或福州将军等封疆大吏兼任，并委派一名道员为船政总办，具体负责。他非常关注船政的管理问题，三次上书主张“以大员专任船政”，认为船政大臣没有一定权位则不利协调，而不专任则无暇顾及船政。陈璧指出“现改归督臣兼管，原亦因陋就简之计。然兼析之，公要纷繁而船政之事宜琐碎，仅委一道员为总办，按部就班则有余，而上下情隔，流弊渐生，欲其奋发振作也更难矣。”认为当时主持船政的官员或者未能专职、或者品级太低而不能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是造成船政经费时常不足等各项弊病之症结所在，“若夫一事权所以专责守也，简威望所以服人心也。船政虽近省治，而督臣机务纷沓，不能常驻船署；仅派总办又非熟悉厂务之人，难望起色。”所以他建议朝廷“简派威望素著之大员，假以事权，使之坐镇堂皇，切实董劝以期成效”。⑤

同年六月二十七日，陈璧再上《船政整顿伊始敬陈管见以备采择恭折》，再次对以前屡次提到的主管人员应由大员驻厂专门负责的建议作了具体解释。他批评当时以闽浙总督、福州将军等大员兼管船政的做法，指出“前此督臣兼管，每月莅工仅一二次，驻工之员奔走禀承尤多旷职。”认为：为发展船政计，照理“将军应专驻船政”，另外也应该提升船政地位，不应让船政大臣这么重要的职位“视为将军照例应得之兼差”，而应使筹船政款项、发展船政事业这么繁重的事务，“为中外臣工之公职”，而非将军一人之私责。言外之意，就是主张以专门大员负责船政事业以利船政发展。至于内部管理，他建议要“遴选官绅士人，分执其事”，要严加整肃风气，对滥竽充数、营私舞弊、贪渎者，或革逐，或治罪，使船政内部“人心知儆，耳目一新”⑥。虽然陈璧的建议未被完全采纳，然而却有部分得到推行，而且取得一定成效和影响。

四、整顿船政铜币局，打击贪腐行为

1905年，陈璧出任度支部右侍郎。同年十一月，以“钦差考查铜币大臣”身份到开封、武昌、南京、清江浦、广州、安庆等地铸币厂考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二十二日，陈璧自粤抵福州考察铸币情况。当时福州共有3所铜币铸造厂（局），即福建官办银元局（南局）、福建机器局附设铜币西厂（西局）、福建船政局附设闽海关铜币局（东局）。闽海关铜币局创设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福州将军兼船政大臣崇善为解决船政经费短缺问题，奏准在福建船政局内已停产多年的鱼雷厂旧址建立的铜币铸造厂。闽关局被称为“东局”。东局经营不善，生产能力极差，效益不佳，未实现预期目的。此时东西两局已奉部谕停铸长达一年又二个月之久。

陈璧非常关心东局的情况，亲赴马尾福建船政局实地考查，发现东局“厂屋半就圮毁，机器霉锈，材料散蚀，腐败情形实堪诧异”，对福建船政局附设闽海关铜币局竞如此衰败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虽由经费支绌，未能扩充，而败坏至此，殊难为之解免。”⑦福建3所铜币铸造厂（局）在惨淡经营之后，非但不能盈余，反而亏损严重，负债累累，“不敷库平银二万九千五十一两三钱六分五厘三毫”⑧。福建铜币铸造厂亏损的原因，是因为铜价日益上涨，而铜元愈铸愈滥，币值日降。陈璧认为，铜币局内部管理不善，财务制度混乱，官员腐败，贪污成风，也是造成亏损的重要原因。调查清楚后，陈璧给军机处拍发一份加急密电，提出了自己对整顿福建钱币铸造业的设想，建议精简机构，裁撤东、西两局，只保留南局。他还整顿了铜币局的内部管理，奏请对疏于管理、不负责任的福州将军崇善和福建船政提调、原福州知府高凌汉以及贪污腐败的闽关铜币局总办、候选道马景融等人严加惩处⑨。获得光绪的支持。崇善、高凌汉、马景融等人终被撤职查办。陈璧不惜得罪许多人，毅然上奏折揭露相关责任人的丑行，表达了他对处于困境中的福建船政的关心，以及希望重振船政雄风的拳拳爱国爱乡之心。

五、重用船政学堂毕业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陈璧升任邮传部尚书。邮传部是晚清时期新设立的管辖全国邮电、轮船、铁路的重要行政权力机构，下设船政、路政、邮政、电政等部门。这些部门专业性强，急需具备专业科学技术和近代管理知识的新型人才来筹办相关事务，所谓“综理轮、路、电、邮四政非得有谙习专门人员，不足以资佐理”。陈璧任邮传部尚书后，重视提拔使用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让他们在船政、路政、邮政、电政等基础性行业部门发挥重要的骨干作用。陈璧在职期间，邮传部频繁起用福建船政学堂的毕业生、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年就有魏瀚、陈寿彭、丁平澜、郑守钦、林贻游、高而谦等船政学堂的毕业生被选调到邮传部工作。当时邮传部设有丞政厅和参议厅，分别设左右丞、左右参议。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魏瀚调到邮传部工作，“在丞、参上行走”，职位较高，很快又出任“广九铁路总理”。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詹天佑为京汉铁路总工程师，郑诚任京汉铁路会办兼京绥铁路总办。高而谦、郑清濂先后出任京汉铁路总监督（总办），王寿昌任京汉铁路会办。1907年陈庆平任漳厦铁路总工程师、王回澜任副总工程师。1908年，邮传部又命船政学堂毕业生李大受、曾毓隽、关庚麟等人勘测川汉铁路。1908年丁平澜任汴洛铁路、正太铁路总办。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陈璧的关心、提携下，船政学堂毕业生迅速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中国近代化各项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注释：

①陈璧：《请派大员查明福建船政实在情形速规推广以振防务折》，《望岩堂奏稿》卷1。

②、④、⑤陈璧：《奏为海防善后亟宜变通闽厂章程添设各项机器以开利源而备御侮恭折》，《望岩堂奏稿》卷1。

③、⑥陈璧：《船政整顿伊始敬陈管见以备采择恭折》，《望岩堂奏稿》卷1。

⑦陈璧：《请将福建船政提调高凌汉革职永不叙用片》，《望岩堂奏稿》卷3。

⑧陈璧：《考查各省铜币厂事竣恭复恩命折》，《望岩堂奏稿》卷6。

⑨陈璧：《陈报考查闽厂情形电》、《请将闽关铜币局总办候选道马景融革职押追电》、《请将革道马景融交闽督查追并将马庆骐张启正一并革职办理电》，《望岩堂奏稿》卷5。

 

 

 

作者简介：叶伟奇(1975～)，男，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政府信息公开办副主任。邮编：3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