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写于宋代的我国蒙学经典《文昌帝君阴骘文》，于清代录刻在今福州市台江区上杭路134号的高氏文昌阁。虽然文中由于它的历史局限性，难免有些封建糟粕，但更多的是精华。对其进行挖掘和阐发，宣扬它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为国益民、乐善好施以及慎权、慎独、慎微、慎友等思想，对于解决当今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弊病无疑是一剂苦口良药。
［关键词］中华文化为国益民乐善好施道德建设

走进台江区上杭路134号的高氏文昌阁这座保留着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建筑风格的古宅，只见它依大庙山而建，坐北朝南，占地约1180平方米，原为高氏私塾，1990年列为首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因年久失修，近来已由区政府拨巨款修复。
　　环视此阁，四面起角，双层木构。院内一层，中间厅堂，左右厢房各两间，边上有厨房、卧室。厅前有一口石砌菱形鱼池，内长3　8米、宽1　5米、深约2米多，有护栏，池内长满青苔、浮萍；鱼池左边一株高约2丈许的桂花树依然枝叶繁茂，右边竹丛茂密，假山、水缸布局合理，有石鼓可坐。通向二层的，是左右两边各约宽0　8米、16级石阶。二层大厅可容纳几十人听课，边上有围栏可倚可坐，厅后场地可活动。据介绍，此厅正面后壁曾供奉着一尊类似菩萨的“文昌梓潼帝君”像，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造反派当作“四旧”毁掉了，现在只剩下两块各长1　1米、宽0　95米柳体阴刻的《文昌帝君阴骘文》（以下简称《阴骘文》）镶挂两边。
　　这篇《阴骘文》，连同抄录者落款，共558字，原为繁体，无标点符号。为便于阅读，笔者将文中的繁体字作了简化，加上标点符号，并粗分了段落。全文如下：

文昌帝君阴骘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
　　于是训于人曰：昔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欲广福田，须凭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亲，敬兄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经，报答四恩，广行三教。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怜孤恤寡，敬老怜贫；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邻朋。斗秤须要公平，不可轻出重入；奴婢待之宽恕，岂宜责备苛求？印造经文，创修寺院，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或买物以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勿宰耕牛，勿弃字纸；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
　　善人则亲近之，助德行于身心；恶人则远避之，杜灾殃于眉睫。常须隐恶而扬善，不可口是而心非。剪碍道之荆榛，除当途之瓦石；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垂训以格人非，捐资以成人之美。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见先哲于羹墙，慎独知于衾影。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岂不从阴骘中得来者哉？
高攀仁敬书□□

　　此文所称的文昌帝君，亦称“文曲星”、“文星”，是中国历史上民间信仰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天神之一，如同关圣帝君一样，由道教承袭为重要神灵。相传生于晋代，姓张名亚子，居四川梓潼文曲山，仕晋战死，后人建庙纪念。唐、宋时代累封至“英显王”。据道教传说，玉帝曾命其掌管人间功名利禄、文运科名，因此尊称为梓潼帝君。到了元代，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并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此后，梓潼、文昌两种称呼合二为一，统称“文昌帝君”。明清时代各地纷纷立祠建阁，遍于郡邑，为旧时读书人所奉祀，以为可保功名，也成为福州地区传统民俗之一。世传农历二月初三为文昌诞。这一天，文人常常结社祝贺，以冀功名显达，而官府按例派员率领生员前往城内东街文昌祠（今已废）致祭，辛亥革命后此俗渐废。
　　“阴骘”一词，语出《尚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骘”
（zhì），定的意思。此句意为天默默地安定下民。后衍生为阴德、阴功，指暗中做好事而不张扬。福州人常说“积点阴德吧”，就是此意。
　　《阴骘文》写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据清代学者朱珪等考证，当作于宋代，至迟不会晚于元代。作者是谁？一般认为是道士。另据台江文昌阁高氏后裔称，此文“敬书”者高攀仁是清代高氏文昌阁私塾管理者、教师，由他誊录并组织精艺能手将全文雕刻在硬木板上，以供学生们诵读。
　　私塾，又名学塾，相对于地方官学，福州民间称为“人教斋”。旧时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有钱人家请教师到他家里教子弟，叫教馆或坐馆；二是教师在自己家设学，叫家塾；三是由地方或家族出资请教师在公众地方设塾，招收寒门子弟或本族子弟免费入学，又叫义学。台江高氏文昌阁属于第三种类型。
　　这篇《阴骘文》大意如下：
　　开头以文昌帝君现身说法，说他的家族一十七世以来都是身为“士大夫”（泛指封建社会官僚阶层），从来没有虐待过民众或残酷地对待下属官员，而常常是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积阴德，因而感动上天给予赐福。人世间如果都能像我们这样存心，上天一定会赐给你们以福报。
　　接着列举了四个极具震撼力、诱惑力的行善积德得到福报的例子，以训示于人：一是“于公治狱”，说的是汉代东海郯人于定国之父于公管理刑狱，办案公正，平冤昭雪，感天动地，功德卓著，百姓感激，并为他立了生祠。那时于公住处的里巷门坏了，父老为他修门，盖了一座高大闾门，能容纳四匹马拉的高盖车进出。于公说自己“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后来于定国当廷尉，仿照父法，决狱审慎，务哀鳏寡，罪有疑者皆从轻，当上了宰相，封平西侯，定国儿子于永当上御史大夫。成语“高门容驷”源出于此；二是“窦氏济人”，说的是五代后周燕山人、官至右谏议大夫的窦禹钧，平生尽力周济他人，结果五个儿子都封官显贵。《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和成语“五子登科”的典故即指此事；三是“救蚁中状元”，指的是宋代的宋郊因在暴雨中救了一窝蚂蚁而中了状元的传说；四是“埋蛇”一事，是指春秋时期楚国的孙叔敖，少年时因看见一条双头蛇，动手杀死并埋葬了它，后来当上令尹，执掌楚政，享受了当宰相的荣耀。这些历史故事或传说，把道教所宣示的伦理道德具体化，劝导人们要想广植福田，就必须凭借良心，时时想到助人，不间断地作出种种积累阴德的善事，利物利人，修善修福，做到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对尊长忠心，对父母孝顺，对兄长尊敬，对朋友诚信。
　　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或者敬奉天仙、朝礼星宿，或者拜佛念经，报答父母、老师、国家和众人的恩德，广行儒道佛三家的教诲；救济急难犹如挽救车辙里干涸乏水的鱼儿，救助危难如同抢救被密罗网住了的鸟雀；要同情体恤孤儿寡妇，尊敬老者，怜悯贫穷；要常常筹措衣食以周济路途上饥寒交迫的人，施舍棺椁以避免死者的尸骸暴露野外；家里富裕时要想到提携亲戚，遇上饥荒年月要尽力赈济邻居和朋友；做生意时用的斗秤度量必须公平，不可轻出重入、损人利己；对待家里奴婢要宽恕为怀，不可求全责备、过分苛求。还要印制劝善的经典，创修寺院；要施舍药材以拯救处于疾苦的人们，提供茶水以解除他人口渴的烦恼；或者买物来放生，或者严持素斋戒止杀生；举足走路时要注意别误伤了脚下的虫蚁，上山应严禁烟火以防止烧毁山林；在黑夜应点放明灯以助人行走；应在河边建造船只以助人渡过河去。以上是在做人与处世方面提倡“众善奉行”的种种做法。
　　接着提出“诸恶莫作”的十四个“勿”，即十四个方面不可以或不要做的事：勿登山而网捕禽鸟，勿靠近水边毒杀鱼虾，勿宰杀耕牛，勿随意丢弃有字的纸张，勿谋取别人的财产，勿嫉妒别人的技能，勿淫辱别人的妻女，勿教唆别人争讼，勿诋毁别人的名利，勿破坏别人的婚姻，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仗自己的权势而欺压善良的人们，勿凭借自己的财富侮辱贫穷的人们。这里涉及到权力、金钱、名利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令人警醒。
　　于是，作者又从行善积德的行为举止方面作了进一步阐述，说明一切善行的感应全在于“心”：亲近善良者有助于修身养性、成就德行，而对恶人则应远离他们，这有利于杜绝迫在眉睫的灾殃；对待人的言论常须隐恶扬善，不可口是心非、言行相背；应身体力行剪除阻碍道路畅通的荆棘草木，清除那些挡在路上的瓦片石块，修通几百年来崎岖难行的道路，建造千万人来往必经的桥梁；要用实际行动垂训世人，消除人们的过失，并尽力捐资以成人之美；做事必须遵循天理良心，说话要严密谨慎顺从民意。这样，思慕贤哲之人，甚至能在菜汤中或墙壁上看到圣贤形象的显现；即使独自一人、无人监督也能谨慎检点而不自欺，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在私生活中没有出现丧德败行之事。
　　作者最后总结说：只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就永远都没有恶星降临，反而常有吉神保护。这样，近报就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云集，难道不都是从阴德中得来的吗？
　　对此文颇有不同理解的是“隐恶扬善”。其实，这一成语原为褒义，形容对人言论的涵养。语见《礼记·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意思是说，孔子认为舜是一个大智人物，喜欢求教于人，乐于研究分析浅近的话，隐藏坏话，宣扬好话；驾驭“过”与“不及”这两个极端，用中庸之道去教化民众。这是舜之所以成为大智人物的缘故吧！因为孔子反对“过”与“不及”两种偏向，主张“过犹不及，取其中道”，并把隐恶扬善看作是“取其中道”的一个具体表现。这是孔子从政、处世哲学。对此，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解释是：“其言之善者播扬之，不善者隐而不宣，则善者愈乐告以善，而不善者亦无所愧而不复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扬之于人，说他的不是，则其人愧耻，不复敢以言来告矣。”（见《朱子全书》卷二十五《中庸》二）这里所指的都是对待人们言论取舍的态度，并不是现代人直观地把“隐恶扬善”理解为隐瞒坏事而只宣扬好事的错误思想作风。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同时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仔细研读这篇垂训千古的蒙学经典《阴骘文》，虽然由于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有些封建糟粕，但更多的是精华，历经千年而不衰，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阴骘文》作为清代学者李毓秀编纂《弟子规》的重要源头，其现实意义在于：全文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为国益民、乐善好施，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关系，劝导人们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当好人，警示人们慎权、慎独、慎微、慎友。这种传统美德对于解决当今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弊病无疑是一剂苦口良药。
　　赏析此文，不难看出我国古代教育中的德育是如何从娃娃抓起，以德为先、教书育人的。挖掘和阐发这篇《阴骘文》的精华部分，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伦理思想善因福果的发展轨迹，领略我国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维系国运绵长、兴旺发达的风采，有助于不断发展助孤恤残、助老扶弱、助贫济困的公益慈善事业。这对于持续提升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缪慈潮（1940~），男，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教授。邮编：3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