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都文化现代化刍议
http://www.fzskl.com 2012-09-18 15:37:20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对科学与民主等现代性价值的追求是闽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主题；船政的兴衰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主要包括通过教育培养现代人才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爱国自强是中国式后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传统与现代不可简单二分等三个方面。面向21世纪，闽都文化必须通过创造性整合，切实完成继承与超越的双重历史任务，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闽都文化现代性船政文化综合创新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全球性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的变化。①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是社会变迁中内容最丰富、任务最艰巨、过程最曲折、发展最有活力的因素。文化的发展不仅与现代政治、经济一起促进了现代文明的产生，而且，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现代性发展转型的土壤与氛围。因此，文化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实现与否的关键与标志，是现代化总课题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现代性追求：闽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主题
现代化是一场包括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在内的全方位的转变。就其本质而言，现代化进程促成了社会意义系统的深刻变迁，而这一变迁的基本主题是“现代性追求”。李翔海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以夷为师”为起点的，中西文化客观上的势差决定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必然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对现代性的追求正是由此而成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思想主题。②
何谓“现代性”，学术界有着见仁见智的各种争论，但最基本内容应包括理性精神、个人主义和进步历史观。其中理性精神的凸显是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只有充分发挥理性能力，发展科学，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才能有效地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才能成为可能。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也是以具有理性自觉的现代公民的成长为前提的。因此，从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出的“科学”、“民主”旗帜，无不是以现代性为其基本思想主题的。
理性精神是西方文化传统特质之一，更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动力。中世纪，人不仅是神的奴仆，而且在自然面前也十分的弱小，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后，人们发现，正是由于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具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理性的能力，因此，人完全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世界的主人。在理性的主导下，人类开始了认识进而征服世界的进程。正是理性精神使人类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万能的神的地位。“面对这种理性的统一性，神与人的区别就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了，……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③因此，理性精神的突显是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标志。
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是新思想的倡导者，在注目世界、探索新知方面起了开拓性作用。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设立译馆，将“所得夷书，就地翻译”，编译直接为抗英斗争服务的《各国律例》和《四洲志》，使广东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积极仿制西方战船，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主张，迈出“师夷长技”的第一步。1866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沈葆桢为首任船政大臣的福建船政，在马尾成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他们曾先后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紧跟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推动了中国造船、电灯、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发展。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与理性的彰显密切相关的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船政学员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己任，通过译著西学，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学科的重点内容，为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等主要理论，为苦苦寻求救国良方的爱国知识分子及时提供了丰富深刻的思想资源和新颖开放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寻求救国真理的知识分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当时广为流传，“进化之语，几成常言”。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胡适、鲁迅、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直至辛亥革命志士黄兴、胡汉民、陈天华等无不受其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毛泽东认为：“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④
二、船政的兴衰：闽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启示
薛菁、陈永正认为，闽都文化是“由闽都人即福州人创造的文化”，是“中原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不断融合而成的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一支”；从其历史发展看，闽都文化的形成可分为三个时期，远古至秦汉之际为闽都文化初生萌发期，以闽越文化为代表；汉代中叶以后至南宋为闽都文化初步形成期，理学的发展以“海滨四先生”的成就为代表；明清之际至民国初年为闽都文化最终定型期，以船政文化为代表。⑤
船政文化诞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之时，并在步履蹒跚的中国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扮演了十分最要的角色，发挥了异常突出的作用，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通过教育培养现代人才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金耀基认为“有两个年代可以作为中国现代转向的标志。一个年代是一九零五年，清末在维新运动影响下，宣布“废科举，设学校”。严复认为这个举措可以比作秦代之废封建设郡县。我以为还要更重要，影响更深远。因为“废科举，设学校”是中国整个学术思想的大转变，是中国文化根本性的变化，是牵涉到中国文化秩序的大变动。辛亥革命从政治转变的意义上讲，绝对是翻天覆地的。孙中山先生说四亿五千万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出来后，政治上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的根源统统都发生了转变。”
船政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开设了学堂，改革了教育，培养了人才，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思想的解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沈葆桢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李鸿章认为“闽堂乃开山之祖”。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引进西方科技教材和某些教育制度的学校。它开了洋务教育的先河，是对传统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挑战。
科举制度的出现，对之前以血统、关系、门第来选拔官吏的制度来说是无疑一种进步。然而，科举制度发展到晚清，已不适应近代中国对人才的要求。龚自珍认为，它最大的弊病就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造成了人才极大的浪费。认为“书小楷、诗八韵、将相王侯此中进”的科举制度选出的人才“文不能维邦定国，武不能靖边定疆”，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而且大多数顽固保守，阻挠改革。为此，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培养“习知西学、通达政体的”近代人才，他们中应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之才、“铁甲朣朦，破浪乘风”的驾驶之才、“出奇制胜、巧思独绝”的制造之才、“讲求商务、殖货蓄財”的经济之才。
这是在这种教育观、人才观的指导下，船政学堂涌现了一批在近代中国教育、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领域杰出的人才，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注入了思想的生机和精神的活力，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爱国自强是中国式后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狭义的现代化是经济——产业革命；广义现代化，是文化——社会革命。因此，任何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都不是开几家工厂、修几条铁路就能涵盖其全部内容与意义的。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先进中国人在对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中，在社会现实的一再打击中，经历了由浅入深、逐层拓进的现代化主题增容的认识过程，爱国自强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中国人与现代化的大规模接触，始于鸦片战争。中国人是通过英国人不远万里打上门来的坚船利炮，初次认识现代化的气势与威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讲究仁义道德，但战争从来就是实力的较量而不是道义的竞赛。屈辱的条约、失败的痛苦是一帖清醒剂，它促使先进中国人认真检讨中国之器与外夷之器的差距。结论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采西学”、“制洋器”、于是，洋务运动兴起。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科技进步的实质性开端，它创建了中国现代军事工业，生产了坚船利炮；组建了海军舰队，成立了近代海军；兴办了新式学堂，培育了中国第一批现代科技人才。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击碎了先进中国人科技强国的梦想。使他们认识到，只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使这些技术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政治制度，于是有了“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题扩大为“科技进步+政治改革”。辛亥革命实现了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了民主共和制。但是，辛亥革命又是不彻底的。新政权很快落入袁世凯手中，之后是腐败不堪的北洋政府，之后是军阀混战。又一次陷入痛楚与失望中的先进中国人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吾人于共和政体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为什么“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于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化的主题进一步扩大为“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是提出了问题而远非解决了问题。此后的几十年，中国人都在为进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浴血奋战。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实践，终于为我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船政离我们并不遥远，行进在现代化路途中的我们，依然需要爱国自强，仍然需要船政精神的鼓舞。
（三）传统与现代不可简单二分
严复作为船政学堂的优秀学员，近代中国第一代接受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经典与宣传西方民主、科学、进步史观等启蒙思想上有着杰出的贡献。然而，由于受传统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他晚年在思想上所表现出的“保守化”、“反启蒙”的特点，引发了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深入思考。
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除去其个体特性差异之外，都是对他们出生前人们就一直在做、一直在想的事情的近似重复。”“新事物的形式与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度存在的事物，并且以这些事物为出发点和方向。”⑥罗国杰认为：“传统就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是长期以来积淀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中，并在今天的现实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一种现象。⑦传统不是陈旧落后的东西，而是一个民族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尤其是文化传统。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在不同文明形态的相互激荡中，技术甚至制度层面的东西都可以日新月异、与时俱进，但更为深邃、复杂和高级的审美经验，一旦积淀为某种范式，就成了该民族的深层记忆或集体无意识。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是异质的，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中国人的现代化就是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艰难地获得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过程。“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在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命的阻力,而尤其在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动力。”⑧
今天，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启蒙的人士，对启蒙理解过于单一，虽然态度不同，但遵循的是同一个简单化的逻辑。当我们重新回到早期启蒙思想家，会发现他们复杂得多，哪怕同一个人，无论是欧洲的帕斯卡尔、卢梭、亚当·斯密，还是中国的梁启超、严复、李大钊、鲁迅，都有丰富的两歧性。
三、创造性整合:闽都文化面向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20世纪后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又是一种发展趋势。全球化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开放的、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单纯的经济诉求无法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共同体提供意义，提供一种持续奋斗的精神价值。文化认同的空心化倾向日益突显，传统文化社会认同功能急剧衰减。在区域发展研究中，文化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发现，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并不能完全解释某一特定地区的发展现状，而必须进一步深入挖掘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文化现代化（文化转型）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上的反映，文化主要通过思维模式、社会资本和制度影响对实际生活发生作用。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背景和人文历史生态中形成的区域文化，型塑着该区域人们的思维模式与心理定势，并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促进或阻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由文化所决定的价值观念是一种非制度性规范，是社会资本的基石和要素，其整合能力，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当一个区域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非制度性规范与正式制度安排相容时，就能对制度实施起促进，反之，起阻碍作用。因此，在区域发展中，注重对文化的传承、创新、改造、整合，即创造性整合，必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氛围，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⑨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里把国家按其全球角色分成三类，一类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家，也就是全球国家的“带头大哥”；另一类则是与它们相反的附庸国家；再一类就是无所适从的国家，它们既不是附庸，也做不了“带头大哥”。在前两年的“崛起”热中，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名著《责无旁贷地领导：美国实力变化的实质》中提出了“软实力”即“一种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而吸引他人的能力。它具体表现在国际事务中，就是一个国家能够通过自身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吸引力而非强制力，使得别国追随其政策、仰慕其价值观、学习其发展过程”。许多学者认为，真正的大国，是能够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辐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国家。尤其是它的文化具有巨大的魅力，影响全球主流价值观。他国人民会对其精神和文化非常仰慕，甚至愿意去主动学习和采纳。福州应利用底蕴深厚的闽都文化，创造性整合，扩大闽都文化影响力，展示省会中心城市的文化魅力，力争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有领导责任，散发着文化魅力的“带头大哥”。
注释：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②李翔海：《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③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⑤薛菁、陈永正：《闽都文化的基本特质与精神》，《光明日报》，2008年2月24日。
⑥希尔斯:《论传统》傅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6页。
⑦罗国杰：《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人才培养》，《学习与研究》，2006年第6期，第50页。
⑧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⑨王建润：《文化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人民日报》，2010年08月13日。
作者简介：张兰英（1971～），女，福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邮编35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