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与台湾近代化
http://www.fzskl.com 2013-03-21 16:00:50 来源：福州社科网
［提要］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福建巡抚的丁日昌，两次巡视台湾，并提出一系列开发经营台湾的方案，被认为是台湾海防近代化的奠基者，对台湾海防建设和近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后人纪念。
［关键词］丁日昌台湾近代化历史贡献
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省丰顺县人。晚清洋务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军事家，政治家。20岁中秀才。初任江西万安、庐陵知县。1861年为曾国藩幕僚，1862年5月被派往广东督办厘务和火器，1864年夏任苏淞太兵备道，次年秋调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春升为江苏布政使。1868年任江苏巡抚。光绪元年（1875）八月出任第二任福建船政大臣，次年署理福建巡抚。1882年2月27日，逝世于广东揭阳家中。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清政府任命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同时兼管船政。时台湾为府级建制，隶属福建省管辖。在该任上，丁氏两次巡视了台湾，并提出一系列经营方案，为台湾近代化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丁日昌对台湾近代化发展的贡献主要有：
一、加强台湾防务，推动台湾海防近代化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我国东南海疆的重镇，其东临太平洋，西濒台湾海峡与大陆相通，南隔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望，北接东海、黄海，与琉球、日本群岛相连，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加之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不仅为中国东南之米仓，如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所言“一岁所获，数倍中土”，而且蔗糖、樟脑、茶叶以及煤、水、林木等资源极为丰富。所以，自明代以来，台湾屡遭列强觊觎，成为殖民者眼中的“唐僧肉”。清代中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每次中外冲突，台湾都首当其冲，先后遭到过英、美、日、法各国兵舰的武装进攻。在抵御外国列强觊觎、侵略台湾的斗争中，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加强台湾防务的重要性。
丁日昌是很早就对台湾在中国海防上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的地方大员之一。早在江苏巡抚任上，他就草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外海水师添购兵轮船，沿海择要修筑炮台，陆兵与水师并练，沿海地方官宜精择仁廉干练之员以及将近海分为北洋、东洋、南洋三个水师防区、以台湾为南洋水师基地、三洋联为一气等主张。这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的关于建立近代海防与海军的一份比较系统文件。清廷将此六条连同总理衙门提出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发交南北洋大臣、滨海沿江各督抚讨论。丁日昌也积极参与这次讨论。他写成近一万多字的奏折，详细陈述自己对海防近代化建设及相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并将这份奏折寄天津李鸿章，请其转奏。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海防条议》的著名文件。这些主张影响了清廷对海防建设的最终决策。清政府于光绪元年（1875）四月二十六日发出上谕：“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海防筹议后不久，丁日昌出任福建巡抚兼福建船政大臣。上任以后，丁日昌不顾疾病，先后两次渡海，亲自巡视、考察台湾全岛，呕心沥血、精心谋划台湾防务。
1877年1月29日， 丁日昌在奏陈台湾防务折中首先尖锐指出：“台湾虽属海外一隅，而地居险安，物产丰饶，敌之所必欲争，亦我之所必不可弃。”接着，丁日昌分析了日本欲亡我台湾的必然性以及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他说：“台湾、日本、小吕宋（西班牙侵占的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三岛，皆系鼎足而立，相距不过一二日水程。现在各岛情形如同战国，利之所在，各出全力争之，强必并弱，众必并寡。日本前本弱国，自设轮路、电线、开矿、练兵、制器后，今乃雄踞东方，眈眈虎视。前年窥台南，上年逼琉球不令进贡，今又胁高丽使与通商。彼其志岂须臾忘台湾哉？既已断我手足，必将犯我腹心。而且台湾为东南七省尾闾，上达津沽，下连闽浙。台事果能整顿，则外人视之有若猛虎在山，不敢肆其恫喝。”他强调：“台防有磐石之安，即沿海无风鹤之恐，台民幸甚！大向幸甚！”①他指出：日本欲亡我，必先占台湾：我欲维护国家安全，必须首先加强台湾防务建设，真可谓一针见血。丁日昌对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中战略地位的认识，深得清廷的认同。因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令：“台湾一切事件，自应统归丁日昌一手经理。” ②
为了改变台湾防务空虚的状况，丁日昌在就任福建巡抚的两年多时间里，提出“御外为要”的经营台湾方针，进一步加强台湾防务，推动台湾海防近代化发展。
首先，主张购买铁甲兵舰，积极筹划建立以铁甲兵舰为主力的新式防务体系。丁日昌饬令闽省各官员，暂将他款截留，移缓就急，购买铁甲船、军火等件，并奏请朝廷同意，截留得98万两，用于台防建设，还从李鸿章、沈葆桢处拨借到若干新式枪炮、水雷。1877年6月14日，丁日昌上奏指出：“铁甲舰为目前第一破敌利器”，请求朝廷同意将台湾“轮路经费变通购买铁甲舰”，“拟购中铁甲船数号、三十八吨炮铁甲蚊船十余号，南北洋大臣遇有事时，亦可一律调度差遣，庶儿南北洋与台防连为一气，上拱畿辅，下卫台澎。”③清廷原则上同意丁日昌所请，同时提醒丁日昌：“铁甲船来华后管驾之员、驾驶之兵弁如何预为储备，与每年养此铁甲船之经费若干及船有损坏如何修理之处，均须先事统筹。”④经过再三思考后，丁日昌上奏朝廷，暂时放弃台防建设中购买铁甲舰的计划，他说：“议办铁甲船固是急务，而总理衙门举此三层，尤题中第一要义，为臣愚见所不及。……将来铁甲船一项，可否仰乞天恩仍归南北洋大臣督办，庶与总理衙门光绪元年四月间奏案相符。臣仍当查照总理衙门原奏，详细咨商南北洋大臣，随时帮同参议。”⑤恢复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所倡导的主张：“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使直隶至粤东五千余里洋面，沿海要害，互有关涉，宜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⑥这一主张实为依托当时正在筹办的南、北洋海军，对台湾实施海上防卫。
其次，加强福建船政舰队（福建水师）建设，保卫台湾安全。丁日昌深知在南、北洋海军尚未编练成军之际，福建水师对确保台湾安全的重要性。他主张“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以备不虞”，加紧训练福建船政舰队，将福建船政舰队（福建水师）在台湾操演常态化，以提高水师舰队战斗力，并加紧训练水雷军，建造新式炮台，训练洋枪洋炮队，以加强常规防卫的力量。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朝廷令丁日昌会办南洋海防。而此时的丁日昌因在台湾受瘴过重，患双足瘘痹，不能举步下床，他力辞会办南洋海防之职。他又向朝廷呈上《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指出：“寇之窥我日深一日，若不速图练兵、购器自强之法，诚恐变生仓猝，措办不及”，他建议迅速练成闽台水师一军。他说：“臣在闽时，闻李成谋在厦门整顿水师，极为得力，操守亦甚可靠。现在海防急于江防，闽省尤急于苏省。可否饬知沈葆桢，察酌情形，将李成谋调在闽台总统水师，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庶可以备不虞。”⑦清廷对丁日昌的主张非常重视。同年7月，朝廷命李成谋即赴闽台一带总统水师，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归南洋大臣节制。
第三，整顿台湾营伍，以提高其作战能力。就任闽抚不久，丁日昌就整顿台防营务，饬令台地营伍“慎选营长，勤加操演”。莅台后，他更“分调兵勇各营，亲自校阅，裁汰老弱，参革疲弁”，裁汰台营冗兵，惩处虚冒克扣军饷官员，并先后颁布了《整顿营规二十六条》、《调护兵勇免病章程一十六条》，相当细致地采取了整顿营防内的各类陋习，以及预防疾病、及时救治病员的各项措施。这足以看出丁日昌爱惜兵员之心，也是其促进后勤工作近代化的重要实践。
二、加快台湾矿产开发，推进台湾基隆煤矿近代化
台湾基隆（古称鸡笼）盛产优质烟煤，早在明代或更早时候民间就已采用土法采煤。入清以后，受清廷矿禁政策的影响，台煤开采一度停滞。但台湾基隆地下丰富的煤炭资源很早就成为了西方列强觊觎和掠夺的目标。明末，西班牙、荷兰人就先后占据基隆开采煤矿。1840年左右有英国船舶前往基隆购煤。19世纪中叶美国政府两次派船到基隆，名为寻找失踪的船客，实际上却在暗地里对基隆的煤矿进行探测。咸丰、同治年间，英美等西方列强不断向清廷提出开采基隆附近煤矿的要求，但均遭清廷拒绝。西人的觊觎引起了清廷的警觉，闽台官员认为列强对煤炭的需求量大，总有不肖民人会私挖煤矿，勾串洋人，因此台湾煤务徒有禁之虚名，不如驰禁，妥为经营，既可绝私采，又可增加税收。1869年，清廷同意基隆煤矿可由南洋通商大臣酌量开采，出煤准许华商洋人买用，成为驰禁台煤的先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台湾土人误杀漂流至台的琉球人为借口，捍然出兵侵台。清廷急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通商事务。为筹措海防经费，解决福建船政局燃料来源问题，沈葆桢主张加快开发台湾煤矿，请求将台湾基隆煤矿由民办改为官办，引进西方技术，采用大机器设备开采台煤。
在获得清政府同意后，沈葆桢即着手筹办，但很快沈葆桢即奉调北上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推进台湾基隆煤矿开发的重任实际上就落在了继任者丁日昌的肩上。丁日昌清醒地认识到，要加快基隆煤矿开发需派出得力的人才到台主持其事。经多方了解考察后，决定推荐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到台主持煤矿开发事务。丁日昌认为，叶文澜对洋务事务洞若观火，且到过台南，熟悉情况，工作上任劳任怨、公而忘私，连沈葆桢也认为该员可堪胜任。光绪二年（1876年）初夏，清政府官营的基隆煤矿矿务局（后改为煤务局）成立，道员、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被委任为首任矿务督办，主持基隆机器煤矿筹建工作。下半年，丁日昌又调派船政前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池贞铨、林日章、林庆升、张金生、罗臻禄等五人赴台湾基隆，参与筹建基隆煤矿。1877年元月丁日昌第一次赴台巡视，元月3日抵基隆，下车伊始即赶赴基隆煤矿视察，详细察看基隆煤矿刚刚安装完毕的外国进口采煤机器，督促加快煤矿建设进度。
1877年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基隆煤矿的第一口矿井建成，同年9月开始出煤，每天出煤量30－40吨，产量逐年扩大。第二年产煤16852吨，第三年产煤30046吨，至1881年产煤量最高峰达54000吨。最多时采矿工人约有二千多人。由于矿井高于海平面百余尺，为方便煤炭装船外运，1876年冬还修筑了一条轻便铁路，如此运煤车可以从煤矿矿井滑行而下直抵海岸，实现了运煤的机械化。福建巡抚、船政大臣丁日昌上报清廷，称机械开采的台煤，“此煤成色甚佳，与外国上等洋煤相埒。”⑧并且机械开采的台煤价格远比土法开采的台煤便宜。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最早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1864年7月改名为《字林西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并乐观地预测：“使用机器开采以后，基隆即将迅速成为重要煤产地，并且各通商口岸将得到良好的中国煤。”⑨基隆煤矿创办后，其所出产的煤炭主要供应马尾福建船政局，并且成为福建船政局及其水师轮船主要的燃料来源。基隆煤矿生产的煤炭还部分投入市场就地出售，满足民用企业的需要，甚至外销香港、上海等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随着福建船政的发展，基隆煤矿很快发展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大型工业基地，成为当时全国最大、最先进的官办煤矿。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提升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并具有生产的规模性、专业性和商业性，这是近代新式煤矿诞生的主要标志。基隆煤矿作为我国第一座采用西法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开台湾近代化风气之先，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
三、在台建设电报线，推进台湾电信近代化
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积极主张自设电报。赴台之前，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购福州至罗星塔电报线，成为中国人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1877年，丁日昌利用去台湾视事的机会，上奏清廷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并拟定了电报线路具体的架设方案，先由凤山旗后（即今高雄）造至府城（即今台南），再由府城造至鸡笼（即今基隆），拟派船政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等专司其事。清廷迅速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请。丁日昌亲自主持架设台湾府城至安平电线，饬令游击沈国光率领福建船政前学堂制造专业第一届毕业生苏汝灼、陈平国、林钟玑等架设台湾府城至凤山旗后电缆，船政局派船政制造的“飞云”号运送电线及电器材料到台湾。于1877年8月开工，同年10月11日贯穿旗后（今高雄）、台湾府城（今台南）、台北鸡笼全长95公里的电报线铺设竣工。并设立3个电报局，对外营业。这一新兴事物，很快就为台岛人民所接受，并成为官商两界重要的通讯工具。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自己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开创了中国电信的新篇章。
四、计划在台修建铁路，成为台湾铁路近代化的先声
丁日昌是近代中国较早认识到铁路对国家经济、军事的积极意义，并力主建造的少数洋务官员之一。他早在1875年向朝廷所上的《海防条议》中，即明确提出：“铁路亦将来之所不能不设者。”一到台湾，就积极筹划修筑铁路，以实践自己的主张，也为适应台防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丁日昌第一次赴台进行实地考察后，即向朝廷递上《统筹台湾全局请开办轮路矿务疏》，强调台湾岛内防务建设首在创办“轮路（即铁路）矿务”，他说：“深惟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饷需之不足；不患番洋之不靖，而患声气之不通。譬如人之一身，其精神血气本足自强，而荣卫失宜，以致筋络不舒，手足痿痹，虽有参苓之剂，不能为功：良医相其脉络，治以针砭，则沉疴立起。窃以台事设郡置县，无益之参苓也；轮路矿务，奏功之针石也。轮路宜于台湾而不必宜于内地，矿务筹诸现在即可取效于将来。”丁日昌进而详细分析了“轮路矿务”在台湾防务建设上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在历陈以往台湾因未办轮路矿务而对台湾防务所带来的“十害”后，又列举了“轮路矿务”在台防中可使军队快捷调动、军情瞬息可得、利于操练精兵、减轻兵饷及兵事自强而外族之图谋亦自息等“十利”。⑩从台湾矿务发展和海防建设出发，申论台湾铺设铁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丁日昌的主张受到清廷的重视。此疏得到李鸿章、沈葆桢的支持，总理衙门也批复同意其奏请。
丁日昌建议修筑旗后、凤山到台湾府城的铁路，这是清廷批准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光绪二年（1876年），丁日昌奏准将拆毁的吴淞铁路铁轨运来台湾修建铁路。丁日昌曾努力把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然而，限于台防建设经费拮据以及各方各存观望，在丁日昌抚闽任内，除矿务有所进展外，铁路建设一事进展甚微。从上海运来的铁路器材竟被弃置于安平海滩，终成一堆废铁；而从巨贾林维让兄弟处募到的捐款，则被挪作河南的赈灾款。尽管如此，它却成为后来刘铭传修筑铁路的先声，推动了台湾铁路的近代化。
丁日昌抚闽两年多，巡台四月余，时间虽短，但他勤于政事，注重调查研究，目光远大，在台湾海防建设和经济开发方面都提出了非常有见地、极富开创性的规划设想，并在实践中部分地得到了实施，收到了积极效果。丁日昌推进台湾开发建设的主张不能完全得以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清政府经济落后。仅有的海防经费需要重点用于北洋海军建设，同时又要抵还西征借款和借拨全国各省赈灾急用。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后盾，再高明的设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虽然丁日昌的许多建设计划被搁置，然而他对台湾近代化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他开发、治理台湾的思想和主张多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所继承，在日后台湾近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注释：
①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丛刊（二），第346—353页。
② 《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总理衙门奕等奏》，《洋务运动》丛刊（二），第353—362页。
③ 《光绪三年五月初四日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折》，《洋务运动》丛刊（二），第368页。
④ 《光绪三年六月十五日总理衙门弈等奏折》，《洋务运动》丛刊（二），第372—374页。
⑤ 《光绪三年七月二十日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折》，《洋务运动》丛刊（二），第374页。
⑥ 《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洋务运动》丛刊（一），第30—33页。
⑦ 《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前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丛刊（二），第389—397页。
⑧ 《福建巡抚船政大臣丁日昌片》，《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下册）第58页。
⑨ 《北华捷报》，1875年5月1日。
⑩ 《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丛刊（二），第346—353页。
作者简介：叶伟奇（1975～），男，福州市数字办政务微博群管理部主任。邮编：35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