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古已有之的经世思想，随着1840年后中国政局的变化，具有了与传统经世思想不同的新内容和新特征。近代的经世致用思想基于时代的呼唤和经世人物的倡导再度活跃，开始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魏源对晚清经世思想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一方面通过亲自参加社会实践，进行饱含经世意蕴的学术著述活动，促就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另一方面编著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成为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发生转折的重大标志。
［关键词］魏源经世致用师夷长技以制夷

一、 晚清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
　　经世致用思想源远流长，它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种基本精神，也是儒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晚清经世致用思想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经世文化发展的最后高潮。孔子整精《六经》是为当时社会实践服务的。汉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更是把儒学作为实行统治的“道术”。因此而有以《诗》正风俗，以《禹贡》治河，以《礼》定制度，以《春秋》断狱的说法。明人曾编辑《皇明经世文编》，以提倡务实用事相标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匡济天下自命，痛诋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力主默浮崇实，广探朝章国故，讲求天下利病。但在清初的高压政策下，他们的学风和思想没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嘉道以后，清朝统治走上衰落的道路，经世致用之学开始为一部分士大夫所提倡。1826年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刊行，标志着晚清经世思潮的复兴，其影响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遂成一种思想发展趋向和学术风气。晚清的学者，从龚自珍、魏源、曾国藩、张之洞，到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杨昌济等，又对“经世致用”传统重新做了解释和发挥，“经世致用”蔚然成风。
二、魏源经世致用思想主要内容
　　19世纪40年代，古老的中华帝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醒了对世界大势尚处于蒙昧状态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迈出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第一步。儒家士子面对西方列强人侵，很自然的运用了传统的外王之学，将经世致用作为挽救国家危亡的思想武器。然而，面对“英夷”等拥有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西方强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已不能完全适用于战后的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经世思想家们为抵御外侮，纷纷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世界，经世致用思想随之发生新变化，开始向近代转型。
　　晚清经世致用思想作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的最初尝试，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即工艺制造，到后来意识到中国社会在深层次制度上的不足，必须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西政”。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不仅包含针贬时弊，提倡改革和边疆史地研究，而且增加了有关“夷情”的新视角。作为抱有“经邦济世”、“治国平天下”远大抱负的思想家、社会改革家，魏源正处于经世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过渡时期。作为一种转型思想的体现者，魏源对晚清经世思想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以魏源为代表的少数经世思想家还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①的主张。这一思想的最初表述者是林则徐。林则徐在领导广州禁烟和抵抗英军侵略的实践中,对英军的“船坚炮利”有一定的认识,因而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并在一定范围内付诸实行。继林则徐之后,包世臣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1841年2月时任参赞大臣的杨芳率军增援广州,路经包世臣居住地豫章时专程到包世臣的家中征询他的意见。包世臣告诉杨芳:“英夷之长技,一在船只之坚固,一在火器之精巧,二者皆非中华所能”②,因此应招募在英夷馆学习过“制炮之法”的嘉应一带“贫士”,设厂制造,从而使“天下之物之利者”为我所用,以增强与英军作战的能力。虽然林则徐、包世臣表达过类似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且有过一些实践活动,但他们并没有对这一思想进行任何理论阐述。对这一思想进行比较全面的阐述、从而使其从“朴素形态”升华为一种“自觉理论”的是魏源。魏源在参加浙东的抗英斗争实践中,他发现西方的“船坚炮利”的“长技”是英军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中国能将西方的“船坚炮利”的“长技”学到手,英军便失去了取胜的可能。所以,不久他便在《圣武记》中提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③的主张。接着,他在撰写专门记述鸦片战争始末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又提出,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到编写《海国图志》时,他更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完整主张,并对这一主张作了比较全面的理论阐述。
　　从“制夷”的目的出发，魏源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馆翻夷书始”④。在这里，魏源指出两点:一是要熟悉、了解西方列强的情况，一是要大量翻译西方资料、书籍。为了鼓励国人掌握西方先进的器物、技艺，魏源甚至主张改革科举制度，给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火箭等奇器者以科甲出身。魏源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法等方面也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工商业文明多有介绍，他很赞赏美国和瑞士的民主制度，认为美国的联邦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⑤，把瑞士描绘成“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的“西土桃花源”⑥。魏源从不同角度对西方各国的介绍、评论，给予当时的经世学者以极大启发，掀起了一般研究域外地理风情的热潮，使经世致用思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改造、丰富。
（二）逐渐摆脱了“农本商末”的传统经济观，出现了要求发展近代工商业的萌芽
　　中国的社会虽然一直发展缓慢，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但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有微弱发展。尤其是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的新鲜事物日益涌进中国，人们对西方科技和工商业文明的了解大不同于往日，晚清经世派着眼于维护封建制度，提出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本末并重”，重商、求富的观点。魏源的经济主张集中反映了经世致用思想在转型时期涌现的这一新特征。在鸦片战争前，魏源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是“金玉非宝，稼稿为宝”的传统的“重本抑末”的思想。但是到1840年前后，当鸦片走私猖撅，白银大量外流。外国商品挟着“船坚炮利”之威涌人中国时，魏源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不再强调“重本”，转而提出“缓本急标”的主张，所谓“标”，即是末稍的意思。他在《魏源集》中论道:“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宜，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⑦。由此可见，魏源在战后由于时事的变化，把发展工商业作为当务之急。为了解决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危机，魏源提出了“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之玉币、贝币”⑧的改革货币的观点。魏源的这一主张既是为了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又可取得抑制洋元侵入的实效，如果得以实行，将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对外贸易方面，魏源主张借助中外经济交流，与夷商争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正如他在《海国图志》中所说:“凡外夷有愿以船炮受官抵税者听，闽商、粤商出贩南洋，有购船炮归，缴官受值者听。”⑨魏源较早提出中国经济应走出国门，参与世界市场竞争。他了解到南美洲秘鲁等国“至今未距于西洋，亦未通市于中国，而金银甲四海”。认为这给了清王朝及时行商、挽救财弊提供了一个好机会。魏源建议采用机器生产来发展工商业，对顽固派将机器诬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奇造化，通神明，无非竭尽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⑩尤其可贵的是，魏源在主张官府成立近代军事工业的同时，提出允许商人设厂制造器械，发展民族工商业。章开玩先生认为，魏源的这一主张“已明显地表现出把兵工生产延伸到民用工业的愿望，或许可以说，魏源已经叩响了中国近代工业的门扉”。魏源的“缓本急标”发展近代工商业的观点，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向前发展演化的重要体现，它的提出使经世致用思想在晚清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丰富、完善，使之一以贯之地继续成为经世派们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挽救国家危难的思想源泉。
三、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地位
　　魏源是中国近代经世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思想著作，尤其是他提出的具有经世意义的思想观点，对晚清经世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源对晚清经世思想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在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充实了传统经世思想。《皇朝经世文编》的编定，掀起近代搜集整理经世文集的热潮。在“史学经世”思想的指导下，编篡《圣武纪》与《道光洋艘征抚纪》，首开晚清研究当代史的新风，将史学研究由“嗜古”转向“究今”。编《西北疆域沿革图》，著《海国图志》，“不仅使西北史地研究之风盛极一时，……出现了与当时边防及国势盛衰直接有关的边疆史地，外国史地和当代史的热潮，研究成果也蔚为可观”。
　　魏源从事的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学术著述活动，直接推动了晚清经世思想在实践中的发展，洋务派和维新改良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启发。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直接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运用到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中。左宗棠曾主持重刻《海国图志》，明确指出洋务派的自强活动与魏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壹则灵，久者进人渐也，此渭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维新派的康有为等人则是读了《海国图志》以后，才决心求教“西学”的。魏源极大地丰富了晚清经世思想。在《海国图志》中，他提倡“缓本急标”，同西方展开正常的贸易，发展工商业，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对外观念—“华夷之辩”，也提出异议，认为那些“明理行义，上通天文，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的外国人，“是滚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在主张建立军事工业的同时，明确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章开沉先生认为，魏源的这一主张“已明显地表现出把兵工生产延伸到民用工业的意愿，或许可以说，魏源已经叩响了中国工业化的门扉”。
　　魏源对晚清经世思想的复兴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他之后，晚清的经世思想以“救亡图存”为核心，以“富强”为口号，增添了许多近代内容。许多士人继承了魏源“厚今薄古”的变易思想，随着时局的变化，将这一思想体系推向更高阶段，使之成为开启和推动中国近代化事业的重要思想动力。

注释：
①魏源：《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177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第465页。
③魏源：《圣武记》（卷14），中华书局，1984年，第545页。
④魏源：《海国图志》（卷2），岳麓书社，1998年，第26页。
⑤魏源：《海国图志》（卷47），岳麓书社，1998年，第1337页。
⑥魏源：《海国图志》（卷60），岳麓书社，1998年，第1652页。
⑦魏源：《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471页。
⑧魏源：《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483页。
⑨魏源：《海国图志》（卷2），岳麓书社，1998年，第28页。
⑩魏源：《海国图志》（卷2），岳麓书社，1998年，第30页。
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中华书局，1977年第8页。
魏源：《海国图志》（卷2），岳麓书社，1998年，第32页。

作者简介：孙秀娟（1981~），女，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邮编：4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