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丁日昌是晚清洋务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第二任福建船政大臣。丁日昌在其任上继续推行左宗棠、沈葆桢确立的船政发展路线，对福建船政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沈葆桢关于福建船政建设发展的很多富有远见的设想主张在丁日昌手上得以实现。

［关键词］丁日昌福建船政历史贡献

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省丰顺县人。晚清洋务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军事家，政治家。20岁中秀才。初任江西万安、庐陵知县。1861年为曾国藩幕僚，1862年5月被派往广东督办厘务和火器，1864年夏任苏淞太兵备道，次年秋调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春升为江苏布政使。1868年任江苏巡抚。光绪元年（1875）八月丁日昌出任第二任福建船政大臣，不久署理福建巡抚，同时兼管船政。丁氏是沈葆桢选中的继任者，因此在任上积极推行左宗棠、沈葆桢确立的船政发展路线。沈葆桢关于福建船政建设发展的很多富有远见的设想主张其实是在丁氏手上实现的。丁日昌在福建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多，任船政大臣前后不过半年，但其对福建船政的建设和发展却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后人纪念。

　　一、兴办铁胁厂，建造铁甲船

　　福建船政局于1866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到丁日昌上任时仅造旧式木壳船16艘，同当时西方各国已普遍建造铁甲船相比，已经明显落后。丁日昌继任福建船政大臣后，认为必须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造船经验，准备建造铁甲兵船，改变船政落后局面。丁日昌即着手开展前期准备工作。光绪元年（1875）八月，他将新旧打铁、拉铁厂合并，改造为铁胁厂，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斯恭塞格绘制厂房图纸，于当年十一月动工兴建，准备生产铁协兵船。他还建议清政府开采煤矿，发展钢铁工业，为铁甲船的建造提供生产原料和经费。这些措施为福建船政建造铁胁船以及铁甲兵舰做了必要准备。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福建船政局开始建造铁协船。次年，福建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铁胁船“威远”号下水，该船首次安装复式蒸汽机作为动力。此后，福建船政局又先后造出“威远”、“超武”、“康济”、“澄庆”4艘铁协兵船。19世纪80年代后又建造铁甲兵舰。这大大缩小了中国造船业与西方先进水平的差距。

　　二、加快开发台湾基隆煤矿，为福建船政提供燃料

　　采用西方机器设备开采台湾基隆煤矿，以解决福建船政局燃料来源问题，这是沈葆桢的主张。但很快沈葆桢即奉调北上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推进台湾基隆煤矿开发的重任实际上就落在了继任者丁日昌的肩上。丁日昌清醒地认识到，要加快基隆煤矿开发需派出得力的人才到台主持其事。经多方了解考察后，决定推荐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到台主持煤矿开发事务。丁日昌认为，叶文澜对洋务事务洞若观火，且到过台南，熟悉情况，工作上任劳任怨、公而忘私，连沈葆桢也认为该员可堪胜任。光绪二年（1876年）初夏，清政府官营的基隆煤矿矿务局（后改为煤务局）成立，道员、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被委任为首任矿务督办，主持基隆机器煤矿筹建工作。下半年，丁日昌又调派船政前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池贞铨、林日章、林庆升、张金生、罗臻禄等五人赴台湾基隆，参与筹建基隆煤矿。1877年元月丁日昌第一次赴台巡视，元月3日抵基隆，下车伊始即赶赴基隆煤矿视察，详细察看基隆煤矿刚刚安装完毕的外国进口采煤机器，督促加快煤矿建设进度。1877年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基隆煤矿的第一口矿井建成，同年9月开始出煤，每天出煤量30－40吨，产量逐年扩大。基隆煤矿所出产的煤炭主要供应福建船政局，并且成为福建船政局及其水师轮船主要的燃料来源。随着福建船政的发展，基隆煤矿很快发展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大型工业基地，成为当时全国最大、最先进的官办煤矿。基隆煤矿作为我国第一座采用西法机器开采的新式煤矿，开台湾近代化风气之先，为台湾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

　　三、创办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培养电信人才

　　丁日昌是近代最早主张兴办电报事业的洋务大员之一，他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积极主张自设电报。早在光绪元年（1875）正月，他撰写《海防条议》时就提出应“择地紧靠繁盛近海之处，先设公司汉字电报”的主张。所以他就任船政大臣后，即提出“轮路、矿务、电线（有线电报）三者必须相辅而行。无矿务则轮路缺物传输而经费不继，无电线则轮路消息尚缓而呼应不灵。” 1876年，丁日昌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拨出船政学堂部分房屋，办电信专业班，培训电报技术人员。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丁日昌派福建通商局唐廷枢与丹麦大北公司订立《通商局延请丹国电线公司教习学生条款》，延请大北公司工程师来校教学，教授电气、电信及制造电线等课程。电报学堂先后招两班，学生每班70人。学生从广州、香港等地懂英语的青少年中招考，也安排部分已经在船政学堂就读、具有语言和数理基础的学生入学，如苏汝灼、陈平国就是船政前学堂制造专业第一届毕业生。创办电报学堂是远见卓识之举，培养出中国第一批电信专业人才。到光绪八年（1882年），电报学堂共培养出专业电信人才140人。该批学员结业时，均能通晓“竖桩、建线、报打、书记、制造、电气等艺”。这批学员 “除酌留专司报务外，余候拨往台湾遣用”。这些毕业生对我国近代电报事业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如1877年，丁日昌上奏清廷提出设立台湾电报局，并拟定了电报线路具体的架设方案，先由凤山旗后（即今高雄）造至府城（即今台南），再由府城造至鸡笼（即今基隆），拟派船政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等专司其事。清廷迅速批准了丁日昌的奏请。丁日昌亲自主持架设台湾府城至安平电线，饬令游击沈国光率领福建船政电报学堂毕业生苏汝灼、陈平国、林钟玑等架设台湾府城至凤山旗后电缆，船政局派船政制造的“飞云”号运送电线及电器材料到台湾。于1877年8月开工，同年10月11日贯穿旗后（今高雄）、台湾府城（今台南）、台北鸡笼全长95公里的电报线铺设竣工。并设立3个电报局，对外营业。这一新兴事物，很快就为台岛人民所接受，并成为官商两界重要的通讯工具。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自己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开创了中国电信的新篇章。

　　四、派遣船政学生出洋留学，开创我国学生留欧先河

　　派遣船政学堂学生出洋留学，最早也是沈葆桢提出的。但因经费问题和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此事被搁置下来。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利用洋雇员日意格到欧洲采购的机会，挑选魏瀚、陈兆翺、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五名船政学堂学生随其出国参观学习。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接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积极支持船政学生出洋留学，终于在光绪三年（1877）三月，包括严复、刘步蟾在内的第一批船政留学生及随员共38人，乘坐“济安号”前往欧洲学习，开创了我国近代学生留学欧洲的先河。前后共派出三批，其中如刘步蟾、林泰曾、叶祖圭、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回国后成为海军重要将领，魏瀚、李寿田、林庆升等回国后成为杰出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严复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是晚清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五、加强船政水师建设，保卫闽台安全

　　福建船政局和福建船政学堂的建立为福建近代海军的创设奠定了基础。同治十年（1870年），福建船政已建成“万年清”、“湄云”、“福星”三艘舰船，沈葆桢奏请设立“轮船统领”，以便统一管辖指挥，经清廷批准，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出任第一任“轮船统领”，此为我国近代海军组建之始。到1874年船政已生产出15艘舰船，凭借自己的力量，独立组建福建水师（或称船政水师）舰队，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海军舰队。丁日昌深知在南、北洋海军尚未编练成军之际，福建水师对确保闽台安全的重要性。他主张“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以备不虞”，加紧训练福建船政舰队，将福建水师（福建船政舰队）操演常态化，以提高水师舰队战斗力，并加紧训练水雷军，建造新式炮台，训练洋枪洋炮队，以加强常规防卫的力量。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朝廷令丁日昌会办南洋海防。而此时的丁日昌因在台湾受瘴过重，患双足瘘痹，不能举步下床，他力辞会办南洋海防之职。他又向朝廷呈上《海防应办事宜十六条》，指出：“（日）寇之窥我日深一日，若不速图练兵、购器自强之法，诚恐变生仓猝，措办不及”，他建议迅速练成闽台水师一军。他说：“臣在闽时，闻李成谋在厦门整顿水师，极为得力，操守亦甚可靠。现在海防急于江防，闽省尤急于苏省。可否饬知沈葆桢，察酌情形，将李成谋调在闽台总统水师，先将船政轮船练成一军，庶可以备不虞。”清廷对丁日昌的主张非常重视。同年7月，朝廷命李成谋即赴闽台一带总统水师，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归南洋大臣节制。

　　六、多方筹划，纾解船政经费困难

　　丁日昌接任船政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福建船政是“饷需奇绌，几于赤手空拳”。因此，他先后向清廷上了《请饬筹养船经费疏》和《船政需款会商筹拨片》等奏章，请求解决船政经费困难问题。他分析当时船政各项开支，包括造船、水师、船政学生培养及外国教师、技师薪水等，年共需支出白银220616两。而船政收入主要依靠“洋药票税”，每年收入只有60000两左右。“比较支销之数，不敷二倍有零”。严重入不敷出，势必影响船政各项事业正常运转。经他多方吁请，自1876年正月，船政经费由闽海关每月拨出5万两，并将养船的费用由地方官员筹款支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船政经费的困难局面。

参考文献：

①《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福建巡抚丁日昌奏》，《洋务运动》丛刊（二）。

②《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洋务运动》丛刊（一）。

③《福建巡抚船政大臣丁日昌片》，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下册）。

④《北华捷报》，1875年5月1日。

⑤朱华主编：《船政文化与台湾》，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2010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