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副校长史蒂芬·帕克(Stephen Parker)近日在该校官网撰文称,澳大利亚的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而教育加剧了这种状况。在过去的50年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得到了扩张,但社会不平等状况也加深了。看似没有联系的两种社会现象,其实存在因果关系。

　　社会不平等正在加剧

　　在之前的20年里,澳大利亚的基尼系数在经合组织国家里处于平均水平。但是2015年,据相关部门测算,澳大利亚的基尼系数已经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社会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其人均收入不平等现象比英国还严重。帕克指出,其实从1980年开始,澳大利亚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已经初露端倪。最近几年,这种现象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据相关学者统计,目前澳大利亚最富有的20%家庭的平均财富是最底层的20%家庭的70倍。社会不公平程度越高,跨代际流动性就越低。澳大利亚的代际流动性已经降低,这与其教育状况密不可分。

　　父母教育水平影响子女入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专业教授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一直研究澳大利亚教育政策、机构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得出结论: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子女从大学毕业的概率就越高。对于澳大利亚的年轻人来说,如果其父母中有一人受过高等教育,那么他进入大学的概率是父母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的4倍。同时,经济也成为影响青年人能否大学毕业的主要原因。一旦收入不平等情况增加,父母累积起来的财产更多地传递给下一代,就会使社会不平等状况进一步恶化。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学专业讲师苏珊尼·施迈德(Susanne Schmeidl)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某些国家,跨代之间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状况完全不同。在美国,学位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富裕家庭愿意为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成本,年轻一代的受教育情况很大程度受制于家庭经济状况,于是社会流动性也随之减弱。目前澳大利亚的教育回报率大幅提高,促使富裕家庭更愿意投资子女们的教育。这些年轻人更容易获得好的教育机会,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财富,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这种“继承”模式以及日益“分裂”的社会,让教育惠及每个人。

　　帕克说,在澳大利亚,父母的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子女的大学入学率,同时还会影响他们进入何种类型的大学。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其子女越容易进入顶级的研究型大学。尽管一些来自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孩子也会接受高等教育,但是他们进入“名牌”大学的可能性会低很多。在澳大利亚排名前八的大学里,来自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人数比例很低。自2007年开始,社会地位较低家庭的学生的大学分布情况几乎没有变化。

　　建立更公平的教育体系

　　当前技术变革的速度在增加,各国政府都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来提升劳动者工作技能和生产力。如果名牌大学被社会上层和中产阶级占据,那么社会机构便会被富人和精英人群所控制,进而加剧社会层级分化。施迈德说,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第一,大学的入学分数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流动,提高大学质量不能仅从学生质量入手,更需要在科研方面投入资金。大学应该回归到为每个学生建立公平的学习机会的本质上。第二,应弱化学位的作用,不能把取得学位视为成功的唯一途径,鼓励其他机构和企业建立学徒制。第三,鼓励25岁以上的人“走入”大学。这些人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没能进入大学,如能给他们提供再次学习的机会,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第四,澳大利亚需要制定一个更加连贯的教育体系,覆盖从幼儿园到博士的各个阶段,以减少社会阶层分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