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州沿海地区( 马尾、长乐、福清、连江) 新移民人数增长迅速，是中国新移民人数增长最多的群体，其人数至少在 75 万 －80 万左右。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出国时的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 16 －45 岁，性别以男性为主; 出国的文化程度以高中、初中或小学及以下为主; 出国前他们大多为农民阶层或无业青年，出国后多数是务工或经商。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家乡乃至祖( 籍) 国中国的建设正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对移入国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是福建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建现代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动，需要丰厚的新移民和老华人华侨资源。

       【关键词】: 福州沿海地区; 新移民; 人数规模; 年龄结构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的新移民( 或称“新华人华侨”) 人数增长迅速，是中国新移民人数最多的群体。据福建省侨办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在 2009 年的估计，福建新移民人数在 260 万 －280 万之间，若是加上其后代，则已达到 300余万人。［1］

       他们是当前和未来福建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支撑力量。按福建各地区的分布来看，福州地区的新移民人数最多。依据实地调查资料和相关文献，本文拟探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福州沿海地区( 本文指福州市马尾区、长乐市、福清市、连江县四个地区) 新移民的迁移特征及其对福建、中国和移居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人数规模

       据笔者从 2002 年以来到 2013 年间参加或进行的约十余次的福州沿海地区侨乡社会经济发展调查情况来看，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主要移居地是美国、日本、欧洲乃至南美洲，如阿根廷、巴西等，其中马尾区、长乐市、连江县三地的新移民人数以移居至美国的为最多。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移民方式主要有家庭团聚移民、留学移民、劳务输出移民、投资类移民、非正常渠道移民( 非正常渠道滞留、入境或出境) 。根据笔者的多次实地调查情况看，非正常渠道移民的人数约占新移民总数的五成左右。稳定的移民网络机制( 移民中介组织、先行移民的牵引和帮助、血缘和地缘网络) 的存在是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人数大增的主要原因。

       据 2009 年底统计，马尾区全区海外人口达 9 万多人，其中亭江镇 5.3 万人，琅岐镇 3 万人，罗星街道 5 000 多人，马尾镇 3 000 多人。目前，平均每年移民海外人数可达 1 200 余人。［2］

       据有关数据显示，马尾区的华人华侨 95%是 1979 年以后出去的，按在当地出生的华人华侨约占马尾区华人华侨总数 1/3 比例来算的话，估计该区的新移民应当不少于 6 万人。据统计，长乐市新移民人数在 2005 年已达到 16 万人［3］，目前估计应有 20 万人。福清市新移民在 2011 年估算时大约近 30 万人［4］，目前估计有 30 多万人。连江县大量移民海外是在改革开放后，据有关部门汇报，目前连江海外华侨 7． 5 万人，华人 13． 9 万人，出国人员 9． 4 万人，香港人士 1． 8 万人，澳门人士 0． 6 万人。［5］

       按新移民占总华人华侨总数一半比例和出国人员中约六成是新移民人数来算的话，估计连江的新移民数有 16 万左右。上述四县( 县级市或区) 新移民人数累计估算，目前至少在 75 万 －80 万左右。

       二、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年龄和性别结构

       从年龄结构来看，福州沿海地区的新移民出国时年龄约在 16 －45 岁，若按现在的时间来看，新移民的年龄结构大致以 30 －59 岁为主。从性别构成来看，以男性新移民为主，女性新移民也不少。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在 2002 年 12 月和 2003 年 12 月两次在长乐的入户调查显示，长乐的移民( 绝大多数是新移民) 出国时的年龄以 16 －45 岁之间的人数为最多，约占受访中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在国外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移民总人数的 85%; 出国时年龄在46 － 55 岁的移民人数也不少，约占受访中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国外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移民总人数的 9． 2%。从性别比例来看，受访的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在国外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移民( 绝大多数为新移民) 男女性别比是 183∶100，受访的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在美国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移民( 绝大多数为新移民) 的男女性别比是 186∶100。即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在国外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男性移民，约占受访中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在国外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移民总数的 64． 7%。受访中美国的移民( 绝大多数为新移民，20 世纪70 年代以前美国的长乐籍移民甚少) 男女比例的情形也大体如此，那就是在国内出生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美国男性移民，约占受访中在国内出生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美国移民总数的 65%。

       长乐新移民出国时年龄主要以 16 －45 岁为主，46 －55 岁的也有一定的规模; 长乐新移民以男性为多。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 2007年 1 月在福清市的入户调查情况看，移民南非的福清新移民中，男性移民也比女性移民多，然而女性移民的比例也不小。

       根据表 3 我们可算出，南非的女性福清新移民占受访中涉及的全体南非新移民的比例不小，为44． 2% 。南非有不少女性福清新移民，与男性福清新移民在南非开店面临人手短缺时，通过血缘或地缘关系让宗亲和同村的女性迁移到南非有关系。［8］

       至于福清新移民的年龄结构，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 2007 年 1 月在福清市的入户调查情况来看，移民南非的福清新移民中，青壮年是人数最多的群体。

       我们可算出，2007 年时 20 －40 岁的青壮年南非新移民占被访的南非新移民数的比例相当大，为 78． 5%，40 －50 岁的人口也占了一定的比例。

       此外，根据何明丽对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对福清、长乐入户调查资料的整理，我们可发现，旅日的福清、长乐籍新移民出国时年龄主要集中在 18 －25 岁，其次集中在 26 －30岁。其中 18 －25 岁的人数是 112 人，占被访中涉及的两城市日本新移民总数( 206 人) 的 54%，略超过被访中涉及的两城市日本新移民总数的一半; 26 －30 岁的人数是 41 人，占被访中涉及的两城市日本新移民总数( 206 人) 的 20%。可见福清、长乐迁移日本的新移民出国时年龄大致以18 － 30 岁为主。

       三、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出国时的文化程度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大部分来自农村，因而其出国时的文化程度较低，以高中、初中或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于 2002 年 12 月和 2003 年 12 月的联合调查显示，长乐新移民出国时的文化程度很低。

       我们可看出，出国时初中毕业的新移民占被调查到的有反映详细受教育程度的新移民总数的 53． 1%，小学及以下的新移民占 30．1%，高中毕业的新移民占 13． 3%。根据表 7 我们可看出，出国时初中毕业的新移民占被调查到的有反映详细受教育程度的美国新移民总数的52． 9% ，小学及以下的新移民占 30． 9% ，高中毕业的新移民占 13． 3% 。上述二表显示出，大部分长乐新移民出国时的文化程度很低，移民国外的长乐新移民在出国时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其次是小学及以下，接着是高中。

       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 2007 年 1 月在福清的入户调查，福清新移民出国时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详见表8。据表 8 我们可算出，出国时文化程度为初中、高中的福清新移民占调查到的有效数据新移民总数( 139 人) 的 66． 9%，略超过2/3，可见福清新移民出国时的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高中为主。

       根据笔者在 2002 年以来多次参加的福州沿海地区侨乡入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情况看，福州沿海地区其他县( 县级市或区) 如马尾区、连江县等，出国时新移民的文化程度同样不高，多数是以初中、小学文化程度为主。

       四、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出国前后的职业分布状况

       ( 一) 出国前的职业分布状况

       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十多年来在福州沿海地区侨乡的入户调查和社区问卷情况看，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出国前大多为农民阶层或无业青年。此外，还有些新移民为工人、家庭主妇、个体户、教师、学生、干部等。新移民中，无收入者( 无业者、家庭主妇、学生等) 尤其无业者( 他们多是青年人) 占不小的比例。

       长乐的新移民多数是来自农村，他们多从事农业，也就是说他们出国前的职业主要是农民。

       地方经济建设对农村土地的征用，造成了农村大批劳动力无地可耕。如 1994 年，长乐人均耕地仅 0． 43 亩，大大低于同期全省人均耕地 0． 73 亩。长乐的金峰镇华阳村，在 1985 年前大约有1 400亩土地，因政府经济建设的征用，到 2002 － 2003 年时，仅剩 300 亩，大部分村民处于失业状态。［11］

       农业收入过低及大批劳动力无力可耕，是农民移居国外的主要原因。

       在长乐的新移民中，出国前无收入的新移民人数占不小的比例。2002 － 2003 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对长乐的两次联合入户调查中，涉及出国前无收入的新移民 464 人，其中出国前属于无业的新移民有 271 人，占被访中涉及的出国前无收入新移民总人数的 57. 9%;出国前是学生的新移民有 111 人，占被访中涉及的出国前无收入新移民总人数的 23. 7%; 出国前做家务的新移民有 78 人，占被访中涉及的出国前无收入新移民总人数的 16． 6%。［12］

       福清的新移民主要是因政府征地或农民自身建房用地等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此外是城市下岗工人等。他们在出国前的收入都不高，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在 2007 年 1 月的调查，被访中涉及的 121 位阿根廷福清新移民中，71． 1% 的人出国前的年收入都在 1 万元以下。［13］

       ( 二) 出国后的职业分布状况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于 2002 －2007 年在福州沿海地区侨乡举行的多次关于新移民入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显示，福州沿海地区的新移民出国后多数是务工或经商。

       马尾区的亭江、琅岐两地的新移民多是移居美国。据亭江镇政府工作人员的介绍，亭江出去的新移民多从事餐饮业( 多在餐馆打工，一部分人开餐馆) 。［14］

       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 2002 年 3 月 3 日 －3 月 6 日在琅岐的入户调查和社区问卷来看，琅岐的新移民也以在美国为多，他们在美主要从事餐饮业( 也多在餐馆打工，一部分人开餐馆) ，有些则做建筑工。

       长乐的新移民整体文化层次不高，因而限制了他们的就业能力。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在 2002 年 12 月、2003 年12 月的联合调查情况看，长乐新移民在美国多从事餐饮业。2002 －2003 年，长乐新移民在美餐馆打工的年收入约为 2 万 －3 万美元，若是开餐馆的话，年收入更高，可以达到 5 万美元。一般而言，刚到美国的新移民收入会比较低，刚开始年收入低于 2 万美元。［15］

       据介绍，至 2013 年 6 月底止，长乐的重点侨乡猴屿乡在国外的人口估计有26 000人。该乡张村乡亲目前在美国成为博士、学者、专家或教授的有 150 多人，在全美前十名综合性名牌大学毕业与正在就读的有近百名，张村由此被称为“大学村”“博士府”。［16］

       与长乐其他乡镇的新移民一样，张村新移民也多是在餐馆打工，但年轻一代的新移民和他们在美国本土出生的新一代正以更高的素质融入美国社会。如猴屿村第一代华侨郑鑫( 男，1965 年生) ，他在长乐一中毕业时未能考上理想的大学，经非正常渠道移民后在餐馆打工，两年后考上了康奈尔大学，现为软件工程师，为美国国土安全局做软件编程。［17］

       另据介绍，2008 年，猴屿乡的华人华侨( 含新移民在内) 在美国从事的行业有餐饮、律师、保险、证券、旅游、车衣、洗衣、首饰加工等，其中由猴屿人开办经营的商店、工厂、律师所、旅游服务社等企业共有 338 家，遍布美国各州。此外，在新加坡、日本、荷兰、加拿大、英国等国家，他们多半是办厂经商。［18］

       福清和福州地区的其他新移民县( 县级市或区) 的情况有些不同，该市新移民在海外多从事商贸、劳务或者超市经营。据了解，在日本的福清新移民不少。2004 年福清市侨办普查统计，福清到日本的出国人员总数有 35 826 人，远比到其他国家的人员多。在日本的福清新移民多为打工族，主要是在餐馆和建筑行业打工，也有在其他工厂商店如印刷厂、洗衣店、鞋厂、食品厂、燃料厂等打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危险、低保障的工作，有时他们甚至还会沦落到毫无保障的临时工的境地，他们每天的劳动时间基本上都要超过 10 个小时。

       2008 年，福清新移民在阿根廷的有 1． 5 万人，占当地华人华侨总数的 1 /4，主要从事超市业。2007 年 1 月 22 日，时任阿根廷的福清同乡会会长严云祥先生在福清外侨办会议室接受访谈时说: “阿根廷的超市除沃尔玛、家乐福之类的超市外，其余都是福清人开的。”［19］在南非的福清新移民数量也较多，2004 年有 3 504 人。［20］

       他们多开办服装进出口或销售企业，原因是服装企业投资小、成本低、利润高、资金周转快。从浙江、晋江等地进口的服装因款式新颖、品种繁多、质优价廉而在南非当地颇受欢迎。因此，开办服装进出口或销售企业在南非福清人中深受青睐，被奉为创业的首选［21］。

       我们可看出，除经营服装进出口或销售企业外，在南非的福清新移民也有一部分是开食杂店和超市。据介绍，连江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 多数为新移民) 主要从事餐饮、制衣业或经商，少部分在政界或科技界等领域发展。［22］

       笔者和同事、学生一行 3 人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下午在连江访问回国的美国连江公会主席郑斌先生时，他告诉我们，在美国的连江新移民一般先是在纽约餐馆打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后才开餐馆，一些甚至从事进出口贸易。2002 年 10 月 26 日 －11 月 1日，笔者在参加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联合在连江的入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时发现，连江新移民以在美国最多，他们多是在餐馆打工，也有一部分在日本，他们也是打工，如做建筑工。

       五、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福建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福建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福建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首先，新移民带来了数量可观的外汇收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在 2002 －2009 年，对福建新老侨乡 4 000 余户家庭入户调查发现，福建新移民的侨汇每年高达 1 200 亿元，年增长率超过 10%［23］，其中大部分是福州地区新移民寄回来的侨汇，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以长乐为例，据官方估计: “近年来，长乐新移民经银行正规渠道回来的美金大约有 10 亿美元左右。”［24］

       在长乐，大量的侨汇被用于投资，且比例呈上升趋势。长乐的很多钢铁、纺织工业的发展都有赖于侨汇的支持。其次，新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方的就业压力。笔者自 2002 年以来，参与了十余次对福建新老侨乡的实地调查，基本情况是福建新移民大多是因为在当地务农、打工的收入过低，或我们可看出，除经营服装进出口或销售企业外，在南非的福清新移民也有一部分是开食杂店和超市。

       据介绍，连江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 多数为新移民) 主要从事餐饮、制衣业或经商，少部分在政界或科技界等领域发展。［22］

       其次，新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方的就业压力。笔者自 2002 年以来，参与了十余次对福建新老侨乡的实地调查，基本情况是福建新移民大多是因为在当地务农、打工的收入过低，或是失业、半失业，或是耕地少、失去土地以及国外收入与国内收入存在巨大差距等因素，通过正常或非正常渠道移民的。如长乐新移民出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大量征用土地而引起本身人均耕地就很少的长乐人耕地更少，大批劳动力无地可耕，不少农民处于失业状态。在当时本地民营企业经济力量仍不够强大、企业工人工资较低的情况下，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的长乐人大量地出国谋生。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来说，是减轻地方就业压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又如至 20 世纪末，福清市的剩余劳动力超过 10 万。1979 － 1999 年，该市通过办定居护照、合法移民、合法出境滞留不归的约 6 万人。［25］

       再次，新移民积极参与家乡乃至祖( 籍) 国的建设。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具有年轻、富有创新性和开拓精神、勤劳节俭、总体文化程度不高的特点。随着对移入地生存环境的逐渐适应，他们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一些以新移民为主体的社团和社团领袖开始出现。例如在美国，主要由长乐新移民组织的各种类别的社团就有几十个。在 2002 年时，纽约的福州籍华人社团就已组建到乡村一级，如长安、西边、猴屿、象屿、泽里、南乡、东岐、长柄、营前、浮岐、洋屿、琅岐、岐下等地区社团，各有数百到数千名会员不等。纽约福州籍华人社团甚至发展了县及乡镇中学的校友会，如美国连江二中校友会、美国长乐五中校友会、美国亭江中学校友会。2002 年时，亭江中学就号称在美国有校友 1． 7 万人。［26］

       作为华人华侨社会中新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社团成为世界各国福建新移民与祖( 籍) 国、家乡亲人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与桥梁。一方面，他们组团回乡观光考察，及时了解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状况; 另一方面，每当家乡有关方面组团出访时，他们都会热情接待，周到地安排行程，让家乡人更多地了解海外信息，自己也从中感受家乡的社会发展脉搏。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 2008 年 12 月底，在长乐市引进的外商投资项目中，华人华侨资本就占了总投资的近 70%。［27］

       2002 年起，长乐市开始大力实施民间资本回归工程，以乡情为纽带，吸引了大量海内外企业家和管理团队回乡创业。至 2012 年 12月底，企业家人才回归共1 200 多人，总投资 500 多亿元。［28］

       建设家乡是长乐籍新华人华侨公益事业捐赠的最主要项目。据笔者统计，自 1980 年到2002 年 10 月初，猴屿乡猴屿村的华人华侨为家乡猴屿村公益事业的捐赠共计人民币 2 273． 5 万元，其中捐赠金额最大的项目是2000 年扩建猴屿文化宫，华人华侨共捐资825 万元; 其次是1985年猴屿华侨学校及文明路的建设，华人华侨共捐资 180 万元; 还有金额较大的捐赠项目是 2000年扩建屏山寺，华人华侨捐款 120 万元; 2000 年建千禧楼、文昌阁及一间公厕，华人华侨捐赠 100万元。［29］

       长乐籍新移民对家乡庙宇和祠堂的捐赠金额不小。2013 年 6 月 25 日 －30 日，笔者和同事、学生一行 9 人赴长乐侨乡调查时发现，新移民对长乐寺庙的捐赠金额惊人。如航城街道的洋屿村云门寺在兴建和修建过程就得到了新移民的热情捐赠，其中捐款较多的是美国华盛顿福建同乡会名义会长郑锦筹，自 1993 －2005 年，他累计捐款人民币 12． 7 万元。按单笔捐款金额来看，较多的是美国福建同乡联合会主席郑永健，他捐款的金额是 15 万元。又如在明朝寺庙保福寺旧址上修建的猴屿乡浮岐村的蒲竺寺，从 1988年起开始修建以来就得到旅美乡亲卢统凎单人的捐资 26 万美元。再如据新移民最多的乡镇猴屿乡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海外乡亲早期寄回的侨汇大部分是用于兴修祠堂。近年来，因为大量祠堂已经建好，且 90% 已经翻新完毕，故兴修祠堂的捐赠资金已经大大减少。［30］

       连江县华人华侨对祖国及家乡的捐赠力度也很大。据报道，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曾在1986 －1991 年旅居菲律宾的华侨黄如论先后为中国大陆的公益事业捐资人民币 9． 3 亿元。黄如论先后在北京、福建、江西、云南、重庆等地多处捐资兴建中小学教学楼、博物馆、医疗中心、桥梁公路，设立各类助学金、奖学金、孤寡老人赡养基金、扶养孤儿基金。其中捐资 1 400 万元资助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政府抗击非典，捐资 1． 2 亿元兴建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世纪金源学校，捐资 1． 8 亿元兴建四年制本科大学福建江夏学院，向中国人民大学累计捐资 1 600 多万元，捐资 1 000 万帮助兴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大楼。［31］

       新移民中的留学人才和新移民的第二代对祖国的建设相当重要。据我们在长乐的调查，有一名到日本留学后成为日本一家制冷企业董事长的长乐新移民，因了解合成品制冷技术，在2011 年被作为“海西创业人才”( 奖励 80 万元) 引进长乐一上市企业。此外，长乐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目前已引进海外硕士 3 名。［32］

       福州市新华人华侨的投资占该市利用外资总额的一半左右。新华人华侨不仅在祖籍地投资，在国内其他省也有不少的投资、捐资项目，其中投资房地产、矿产比例高，投资制造业比例低。

       如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的新华人华侨在国内投资达 7 亿美元，投资领域包括风景区开发、钢铁业、水电站、电子仪器、汽车配件、开矿、公共交通、房地产业等。［33］

       随着中国中西部的大开发，福清市新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在海外事业有成后把目光投向了祖国的中西部地区，涉足的行业主要是矿产和地产业，还有一些老华侨和部分新华侨在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投资项目。［34］

       ( 二)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侨乡的不良影响

       许多新移民存在比富摆阔的现象。新移民省吃俭用汇款到家乡，在偿还出国债务的同时，很大一部分被用来建筑豪宅或购买商品房、投资房地产。当地人认为通过建房可以把华人华侨的根留在家乡，但问题是新移民建的豪宅很少有人住，雇人又不合算，在长乐甚至闹出豪宅顶层被乞丐占住而住低层的新移民家属不知情的奇怪现象。新移民在侨乡当地的建房或购房对当地房价、物价的攀升有很大的影响。相对非侨乡而言，福州沿海地区侨乡的物价均不低，这里的生活成本远比非侨乡高，比如长乐、福清这些侨乡的物价相对来说就比较高，甚至比福州市区高。新移民在家乡的摆阔有时达到让外人难以理解的地步。据我们的调查，不少新移民家属中的红白喜事除免费招待亲友外，在酒宴结束时还都会赠予红包或戒指等礼金或礼物，这与中国人光宗耀祖和重视面子的传统有关系。然而这不仅浪费了新移民在国外赚的辛苦钱，而且滋长了侨乡地区的不良社会风气。

       新移民的迁移，造成侨乡当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经济发展只能严重依赖侨汇。在长乐的猴屿乡，据我们的调查，目前该乡的人口年龄结构是以留守老人居多，年轻人多往国外( 主要是美国) 移居，留守儿童也已不多。这些农村其实已经成了空心村，村干部只能因地制宜，利用该乡在闽江沿岸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来发展生态旅游。［35］

       新移民的大量迁移对侨乡的教育事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在福州沿海侨乡地区长乐、连江、马尾等出现的“洋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郑棋认为，福州地区的“洋留守儿童”估计有 2 万。资料显示，其中长乐市的“洋留守儿童”约 5 000 人，马尾区亭江镇约2 000人，连江县琯头镇约 2 200 人，他们在 3 － 5 个月大时被父母委托亲友或通过特殊渠道送回家乡给爷爷奶奶抚养，并在国内接受学前教育，到 5 岁左右再到国外。因长期与父母隔离，他们虽然在物质上比较充裕，但严重依赖祖父母，与父母感情疏离甚至行为叛逆，往往不如父母自己抚养的孩子行为习惯好。据介绍，有的孩子甚至会抱着女老师的腿直呼“妈妈”。他们到国外后，往往要比国外的小孩晚一两年才能上小学。［36］

       与新移民较多的侨乡“豪宅”形成对比的是成群结队的老人集体留守。在侨乡的老人往往不愿到国外定居，因此他们只能集体留守。留守的老人们生活很简单，晒太阳，打麻将，或互通有无，聊聊儿女们在美国的生活。村里土地或荒废，或交给外来农民工耕种;“豪宅”交给农民工打理; 老人的生活与安全托付给农民工。儿女们在国外拼搏，然后支付工资给为父母服务的农民工。尽管衣食无忧，但许多老人仍然挂念着远离祖国的亲人。对于老人们来说，留守家中便要忍受思念亲人的痛苦，但要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将晚年安放于异国更是不堪想象。于是这些老人便互相作伴，集体留守。对集体留守老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的关怀便成了侨乡当地政府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例如在长乐，地方政府通过设立敬老院、建设公共娱乐设施、关心慰问等方式照顾他们。［37］

       另外，新移民及其家属对侨乡宗教信仰和宗族事务的热心参与，造成侨乡庙宇、祠堂的修建或兴建花费惊人。新移民及其家属参与到侨乡庙宇、祠堂的修建或兴建热潮中，不少是因为其出国顺利或出国后赚到钱财而向神明祖先还愿。

       六、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移居国的影响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移居国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当地主流社会的关注和肯定。多年来，曾被很多人横加指责的福州非正常渠道移民填补了美国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岗位。福州人在纽约开的餐馆和商店已遍布各条街道，如东百老汇整条街就都是福州人开的店铺。日本舆论认为: “美中合作的时代即将到来，在美中合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新华侨，他们兼有中国式的经营手法和自己的中国信息网，他们具有大公司也不敢轻视的力量。”［38］

       以长乐市的猴屿乡为例。猴屿人在美国有 2 万多人，大部分居住在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等地。据初步统计，猴屿人开的大小餐馆约 400 多家，还从事洗衣店、珠宝店、服装店、建筑装修，除此以外还有从事律师、会计师、保险、股票理财、地产买卖、贷款业务等。纽约发生“9． 11 事件”后，猴屿籍华人华侨也立即行动起来，踊跃捐资，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受到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嘉许和美国主流社会舆论的好评。［39］

       在美国的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中，出现了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如 1978 年前往美国攻读乔治大学博士学位的福清县龙田镇二村的方同光，用四年的时间研究乙醇酸细胞器模电子传递，最后写了一篇被认为是乔治大学实验室一百多年中最成功的博士学位论文。1984－1989 年，他在密苏里大学生化系研究线列体活体内部生化反应课题，使活体线列体提纯办法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先后有 41 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家教授向其请教。他的成功研究，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加工业、农业和发酵工业的发展。［40］

       在阿根廷，以福清人为主的华人超市因为商品价格便宜、薄利多销、营业时间长的特点为当地政府和百姓所认可。当地政府和百姓甚至认为，华人超市对抑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当地媒体报道，在食品和饮料方面，华人超市的总销售额已经占到阿根廷全国总销售额的 30%左右。“如今，遍布各居民区的中小型超市，已基本由福清人为主的华人掌握。”［41］

       巴西的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在经济收入改善的同时，不忘救济当地有需要帮助的贫苦人士。例如连江县黄岐镇旅居巴西的一位 34 岁的男性天主教徒，在接受采访时就说: “我们在巴西赚了点钱，现在生活无忧了，应该懂得回报社会，多帮助这些贫困的人民。我将来的打算是，继续留在巴西做慈善工作，扩大我们的教会组织，传播福音，让更多人享受到社会的温暖。”［42］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促进了其移居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发展。例如在美国纽约华人华侨社会中，福州新移民群体人数众多，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每逢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新移民都热烈欢迎; 在反台独、促统一的活动中，他们也表现得相当活跃。又如在阿根廷的新移民非常热爱自己的祖( 籍) 国中国，在维护阿根廷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上作出了较重要的贡献。据时任阿根廷中华工商企业联合总会主席陈瑞平介绍，2004 年 11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阿根廷、2005年 11 月罗干访问阿根廷时，都受到法轮功信徒的干扰，在当地政府和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无计可施之际，使馆方面找到了福清会馆。在福清会馆的帮助下，那些游行示威的法轮功信徒最终没有达到阻挠中国领导人友好访问阿根廷的目的。［43］

       对在中国新移民中占主要力量的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经济力量和选票力量，美国政界很早就有了认识。1930 年出生于长乐猴屿乡的美东福建同乡会永远名誉主席郑忠高曾应邀参加老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曾受到卡特总统的亲切接见，曾被纽约州长帕德基授予“杰出亚裔人士奖”，褒扬他为促进美中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杰出贡献。

       新移民在维护华人族群与当地主流族群及其他族群的友好关系上也做出了较重要的贡献。如 1945 年出生于长乐猴屿乡的郑德禄，在1996 －2001 年担任纽约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主席时，积极参与繁荣社区经济，为提高华人在美地位和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做出了贡献。2001 年美国发生“9·11”事件，他对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极为愤怒，公开发表演说谴责恐怖分子的暴行，并积极组织募捐献给受难者家属; 在同年 12 月 1 日，他协办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华人议员赵小兰致敬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华人族群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族群，引得世人的瞩目。［44］

       又如出生于福清三山镇前薛村的意大利福建华人华侨同乡会总会名誉会长游明瑞，起先在皮衣厂做工，后来在台湾人开办的餐馆里从招待做到大厨。1997 年，他开办工厂，命名“南极洲”，专门生产沙发，是中国人在意大利开设的最大企业，雇工 200 多人，工人中不仅有华人，还有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等欧洲国家的人。该厂厂区上空每天都飘扬着五星红旗。2002 年，游明瑞拾金不昧的义举感动了世界第二大沙发企业———意大利尼古拉蒂公司总裁，使得二人成为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并促成“尼古拉蒂———诚丰沙发公司”的诞生。该公司也是尼古拉蒂在亚洲唯一的生产基地，年产值 10亿元人民币。［45］

       七、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福州沿海地区的新移民人数增长很快，是福建新移民和中国新移民的最集中地区。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出国时的年龄大致以青壮年为主，文化程度以中学、小学及其以下为主。出国前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大多为农民、无业青年，出国后他们的职业多以务工、经商为主。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家乡乃至祖国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对福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是福建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建现代化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仍需要丰厚的新移民和老华人华侨资源。

       目前，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移出国的影响比对移入国的影响更大。随着国际迁移人口的逐渐减少，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移民速度有正在减慢且停滞的现象。总体而言，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汇回迁出地的侨汇数目前虽然巨大，但今后其数量可能会下降。新移民对迁出地的公益事业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然而在一些侨乡他们捐建的公益事业已呈饱和状态。

 

       参考文献

       ［1］［23］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2009 年侨务课题调研论文汇编》，福州: 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2010 年，第3、3 页。

       ［2］马尾区政府: 《马尾区汇报材料》，2012 年 4 月 26 日，第 1 页。

       ［3］《福建年鉴》编纂委员会编: 《福建年鉴( 2005)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13 －215 页。

       ［4］［34］福清市外侨办: 《福清市侨情及侨务工作汇报》，2011 年 11 月 10 日，第 2、4 页。

       ［5］［22］连江县人民政府: 《市政协来连调研“关于探索引进海外创新创业人才的思考”汇报材料》，2012 年4 月25 日，第 1－ 2、2 页。

       ［6］［7］［9］［10］庄国土: 《近 20 年福建长乐人移民美国的动机和条件———以长乐实地调查为主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8］［21］付亮: 《南非的中国新移民———以福清新移民为例》，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 年，第 40、13 页。

       ［11］［15］尹雪梅: 《长乐海外移民的历史和现状》，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 年，第 23 －24、54 页。

       ［12］洪小荣: 《晋江新移民的海外迁移—以菲律宾为例》，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第 26 页。

       ［13］［19］［41］刘娟: 《福清赴阿根廷新移民研究》，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 年，第 13 －17、32、30 －31页。

       ［14］2012 年 4 月 26 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福州市政协和福州市侨办对马尾区亭江镇政府的调研记录，王付兵整理，第 1页。

       ［16］［17］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侨乡研究课题组: 《猴屿乡调研报告》，2013 年 6 月 25 日，硕士研究生宓翠整理，第 3、3页。

       ［18］［39］林秉杰主编: 《猴屿》，福州: 福建美术出版社，2009 年，第 101 －102、105 页。

       ［20］郭玉聪、庄国土: 《福州旅日新移民的增长态势及其主要原因———以福清市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8 年第 2 期。

       ［24］李婧等: 《侨汇的社会经济性效应———以福建长乐为例》，《八闽侨声》2014 年第 3 期。

       ［25］王付兵: 《福建新移民问题初探》，《南洋问题研究》2002 年第 4 期。

       ［26］庄国土: 《近 30 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以福州移民为例》，《世界民族》2006 年第 3 期。

       ［27］长乐市委“解放思想、提升发展”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长乐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与启示》，2008 年 12月 25日。

       ［28］林挺: 《长乐: “回归工程”聚民资，优厚待遇引人才》，2012 年12 月29 日，http: www． clbiz．com/change/story．asp? ID = 76184。

       ［29］［44］长乐市猴屿文化宫落成庆典活动特刊编委会: 《江左明珠》，2002 年，第 102、77 －78、81 －82 页。

       ［30］［35］2013 年 6 月 25 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侨乡课题组长乐侨乡田野调查资料，王付兵整理，第 1、1 页。

       ［31］《黄如论》，2013 年 8 月 18 日，http: / /www． baike． com/wiki/%E9%BB%84%E5%A6%82%E8%AE%BA。

       ［32］2012 年 4 月 24 日南洋研究院与福州市政协、福州市侨办在长乐猴屿调研记录资料。

       ［33］李鸿阶: 《福建新华侨华人移动趋势及其对侨乡发展影响》，2012 年 2 月 1 日，http: / /wenku． baidu． com/view /9208fa2458fb770bf78a5543． html。

       ［36］《美媒关注福建“洋留守儿童”，称偷渡美国父母为生存放弃子女教育》，2014 年 1 月 22 日，http: / /www．guancha．cn / society /2014_01_22_201498． shtml。

       ［37］《长乐———失落的华侨之乡》，2014 年 10 月 9 日，http: / /blog． sina． com． cn/s/blog_6d62481e01012u3d．htm。

       ［38］张进华: 《新华侨华人崛起与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研究》，《福建论坛》2009 年第 3 期。

       ［40］［45］中共福清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福清华侨史》，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70 －71、73 －74 页。

       ［42］陈小粒: 《巴西华侨华人与中巴关系的互动》，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 年，第 65 页。

       ［43］2007 年 1 月 21 日下午福清市外侨办主持的福清新移民座谈会记录，王付兵整理。

 

       王付兵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