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众文化随着港台电视剧、流行音乐的流行开始出现在知识分子的视野之中。国内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西方理论旅行，到根植中国文化实际进行多视角的理论探索的转折过程，其中主要的理论基点有三个：一是批判的，包括最初的文化工业批判和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二是辩护的，从我国现代化、世俗化的社会转型过程来肯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三是中立的，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和方法出发，对大众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变迁进行了更为客观、细致的描述，这可以说是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西方话语本土化探索。同时，在以上三个主要理论方向之外，21世纪以来，众多国内学者直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复杂的文化现实，从各种崭新的角度进行了主动的文化思考，推进了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进程。

［关键词］大众文化理论范式本土化

 

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潮。如今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引人注意的是，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和观点几乎就没有达成过一致，各种学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我国大众文化现象进行了理解和阐释。这些视角有哲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的……真可谓是众说纷纭，虽然相互之间常常是彼此制约的，但是也许唯其这样，才能对我国丰富而复杂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更全面的阐释，从任何单个方面去看待我国大众文化都是客观而又不全面的。笔者冀通过对国内大众文化研究理论的梳理，一方面厘清我国各种学派文化研究本身的脉络，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对大众文化得到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一、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的批判

1　人文精神与道德、审美批判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随着港台电视剧、流行音乐、通俗小说进入内地，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渴望》的热播，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存在已不存在疑问，但普遍都以“洪水猛兽”来了的态度，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从对人文精神的守望出发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审美利道德批判。这种批判和排斥的态度集中表现在从1993年开始、并延续到1996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这场论争主要的“靶子”就是王朔和他的“痞子文学”。论争的核心就在于用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排斥世俗化的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批判大众文化的实用化利商品化。

这种精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审美主义的批判取向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我国列大众文化批判的主要理论范式，而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理论便是这种批判的理论基点。但是这个阶段的大众文化批判。基本是文化工业等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在我国的旅行，多为西方理论的直接套用，而很少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批判和研究。陶东风、张汝伦、尹鸿等都是这个阶段对大众文化批判的典型代表。

陶东风1993年在《文艺争鸣》第6期上刊登了题为《欲望与沉沦—当代火众文化批判》依附、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传递和传承、并批量生产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大众文化从属于阿多诺所说的文化工业”，由此展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认为大众文化的生产在生产方式的“批量化、标准化、复制性”，价值轴心的“经济效益”性，生产目的的“创造消费使用价值”上，与工业生产是相似的，认为大众文化的文本就是一种文化快餐，通过现代科技大批量的生产出来，高度模式化、雷同化，没有真正的风格，是没有深度意义的空洞能指。文化工业的一体化消解了大众的个性化，最可怕的是，“大众在文化工业的许可与能力范围之外提不出属于自己的精神需求，因此他意识不到自己是被收买的顾客，也意识不到他与文化工业已达到合谋，这是真正的悲哀”。①总之，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大众文化的读者是没有积极批判性的，大众文化本身提供的是一种虚假的满足，脱离了艺术的审美性和自由性、创造性。  

笔者认为，作者在定义大众文化的时候，把大众文化与民俗文化、乡土文化剥离出来，这本身就已经忽略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和我国特殊的国情，当前传统的乡土文化、民俗文化、外来文化以及阿多诺所谓的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我国大众文化的现状，而是直接把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概念进行了套用，形象的说，就是作者把我国当时复杂文化现象中，具有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相似特征的“批量生产文化”单独拎出来，当做我国大众文化的全部来进行了批判。因此，笔者认为这篇文章不是针对中国大众文化现实进行的批判，而是直接借用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文化工业的观点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抽象批判。当然，作者在后来的作品中也对这种理论立场进行了反思，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论述。但是，在当时这种批判出发点和理论立场得到了大多数文化研究和工作者的认同，并很快在学术界蔓延。

张汝伦在1994年发表的《论大众文化》一文中，也是首先论证了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区别，指出中国虽然没有实现现代化，但沿海开放地区和内地某些大中城市已然是大众社会。显然，作者的批判思路同陶东风如出一辙，意在表明他所要批判的大众文化就是阿多诺文化工业所指的大众文化，在这基础上指出大众文化“剥夺了人独立发展和自我丰富和完善的可能”②，并发出“娱乐取代艺术成了大众文化的原则。现在，艺术作品只有成为能够消费的娱乐商品，才有其存在的余地，但艺术的精神和生命却已死亡”③的哀叹，在他看来，大众文化生产代替了创造，摹仿和复制代替了想象与灵感，大众成为纯粹的文化受众和消费者，而大众沉沦其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和判断能力。

类似的批判和指责还很多，如尹鸿在《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一文中，对中国的大众文化总结为“在功能上它是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是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是一种无深度的平面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是一种无等级的泛市民文化”④；周宪在《大众文化的时代与想象力的衰退》中，认为大众消费文化越是繁荣发达，卓越的艺术想象力便越是衰竭。

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文学者对大众文化作为“商业化、平面化、复制化、无深度”来批判的态度是明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到来时的某种不安，及对精英文化的维护立场；同时出于这种敌视的态度，没有从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来客观的审视中国大众文化利文化产业的历史形成，这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在对待大众文化的一个最大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批判也体现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忧世情怀和使命感，虽然有些过头，却也指出了当前我国大众文化人文精神缺乏等现实问题，具有警示的意义。正如童庆炳在北师大组织的“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的笔谈上所指出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和当年阿多诺等人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既然这样，现在有一些人站出来喊一喊、说一说，指出大众文化有很多毛病、有很多坏处，就很有意义。必须有这么一种批判的声音，有这么一支制衡的力量，大众文化才不会滑得太远”。

2　政治经济学与阶级批判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阐释中国大众文化时存在的局限性，已被多数研究者所扬弃，这一时期的批判不再局限大众文化的雅俗之辩和抽象的道德和审美批判，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批判大众文化背后所隐藏的问题，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大众底层和弱势群体的辩护，这种辩护在戴锦华的大众文化批判中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

戴锦华在《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中，首先对“广场”这个中国革命政治话语中的词被挪用到商业领域进行了描述，认为这种置换与挪用“似乎在明确地告知一个革命时代的过去，一个消费时代的降临”。“广场”称谓的挪用，“是一份繁复而深刻的暴露与遮蔽，它暴露并遮蔽着转型期中国极度复杂的意识形态现实，暴露并遮蔽着经济起飞的繁荣背后跨国资本的大规模渗透。但对于九十年代很多中国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迷人的消费主义风景线，遮蔽了急剧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社会再度分化的沉重现实。”⑤在作者看来，90年代以来的繁荣之至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定位于中产阶级趣味与消费之上的消费文化，消费的可能与方式清晰地划定了不同阶级、阶层的活动空间，遮蔽了处在阶级急剧分化中的中国社会状况。“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新的合法化过程，很少遭遇真正的文化抵抗。”。中国大众文化行使是把中产阶级利益合法化的“文化霸权”的实践，深刻的揭露了大众文化背后隐藏的阶级冲突和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

赵勇在《平等与民主的神话—论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一文中，肯定了大众文化在诞生之初，电子媒介对印刷媒介时代精英阶层文化的垄断的挑战，但是在大众文化和电子媒介结盟的过程中，大众文化带来的民主、平等问题只能是一个神话，“文化的媒介化时代已经来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已经握手言和，知识分子已越来越失去了批判大众文化的合法依据。这样的景象固然让人恐惧，但更让人担心的是批判的声音逐渐稀疏甚至消失之后，文化多元化的空间重新让位于文化一体化，平等与民主形同虚设”⑥，大众文化“革命性冲动耗尽了，反叛性精神衰竭了”⑦。

旷新年在《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中，认为文化研究就像是一件内衣外穿的吊带衫，虽然充满了革命和反叛的意味，但并不涉及本质。文化研究的批判力量是对父权制度有条件的屈服，文化是为经济权力掩饰丑陋的化妆师。在他看来，文化研究建立在中产阶级土壤和根基上，是从资产阶级内部向资产阶级发起的进攻，这种阶级斗争是无害的，只是通过学院政治代替暴民政治的方式，成为中产阶级感性生活的守夜人，“文化研究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转变成为一场装满橡皮子弹的语言和文化斗争。与其说是炮火连天的战争，不如说是装点后现代社会币和消费主义时代的绚烂烟花”⑧。

综合以上作者的论述，虽然立意有所不同，但都是基于同一个出发点来展开的，即现在的大众文化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消费文化通过对中产阶级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宣传和塑造，一方面掩盖了阶级背后的贫富区别，另一方面也因此磨灭了大众文化的反叛和革命精神，成为中产阶级生活和利益的守夜人。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抓住了大众文化发展的阶级特征，指出了大众文化存在的一些负面问题，体现了对弱势群体和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注和关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没有看到当下中国大众文化构成的复杂性，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宣传和教化，并不能代替大众文化的全部，特别是当下WEB2．0时代网络新媒体的交互性，大众也不仅仅只是被动的接受主流文化的灌输，也在不同的论坛和空间下表达和创造出草根文化、草根民主，这些都是大众文化不可忽视的一些新情况、新发展。

二、社会转型与大众文化的辩护

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普遍批判和否定，陶东风、金元浦等一批学者从中国现代化、世俗化转型的角度出发，对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意义进行了肯定和辩护。

陶东风在《超越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的二元对立—论对待大众文化的第三种立场》一文中，对其在《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中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立场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的文化和所处的时代与西方文化工业的时代背景有极大的错位，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在理解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时的适用性，把大众文化放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指出现代化是我们所要建构的价值系统的核心，从这样的视角来研究大众文化才能对其作山准确的定位和评价。同时，他在《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一文中对大众文化的功能进行了总结，“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角度看，世俗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世俗大众文化)具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而作为世俗时代文化主流的、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中国特定的转型时期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⑨

金元浦、王宁等也是从现代化视角对大众文化进行肯定的重要代表人物。金元浦在《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一文也一改其早先文化工业理论批判立场，通过梳理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指出西方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语境。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中国大众文化是一场解神圣化的世俗化运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表明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以及大众文化处于上升期的内在动力与相应的批判意识。王宁在《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是市场经济的直接产物，也是跨国资本和信息时代到来所使然，没有必要因为精英文化受到的挑战而担心和排斥。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在经历了最初遭遇大众文化的惊慌之后，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变得更为理性和客观，特别是不约而同的提出应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客观的对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客观的大众文化现象，指出大众文化在世俗化和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这对更好的进行现代大众文化研究、推动大众文化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理论视角对大众文化的消极面较少涉及，如对大众文化的体制环境关注不够等，大众文化发展的立场上稍显乐观。

三、社会学、人类学与相对客观的大众文化描述

在时下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上，一些社会学、人类学者的研究从客观性上而言，比以上所述的现代化立场的辩护学者更进了一步。这些学者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现实细节描述出发，对大众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变迁进行了更为客观、细致的描述。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有徐旭的《解码第二届金鹰电视节现场直播》，宋毅的《金庸“武侠热”现象的文化解读》等，其中，以程文超关于波鞋、包亚明对上海酒吧的解读最为典型。

程文超在《波鞋与流行文化的权力关系》一文中，对波鞋、解放鞋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解读。作者首先描述了当下波鞋相对球鞋的时尚平和流行，以及建国初期解放鞋相对球鞋的等级和特权，并指出“波鞋”是对“解放鞋”的冲击，且代表着一种新的金钱权力关系对政治权力关系的冲击，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在这基础上，一方面指出应从历史角度理解当下中国流行文化，看到中国当下流行文化对原有的政治权力关系、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如波鞋对解放鞋、时装对蓝布中山装的冲击，瓦解了强制性大一统的政治权力关系，给人们带来了把千姿百态的美好生活。认为看不到这一历史过程，简单地套用某种理论，对中国流行文化进行整体的批判与否定，是有欠公允的。另一方面指出，也应看到中国当下流行文化的复杂性，即不能忽视今天流行文化背后新的金钱权力关系，以及金钱权力关系里隐藏着的中西权力关系。“在流行文化的观念中，西方的东西就是好的。即使不是西方的东西，叫一个洋名儿，身价也就不同了。比如，汗衫不叫汗衫了，要叫“T恤”(T-shirf)；出租车不叫出租车了，要叫“的士”(taxi)；现在有谁穿“汗衫”吗？没有了，都穿T恤，后者比前者高雅“⑩。总之，在作者看来，政治权力关系和金钱权利关系在当前中国仍然同时存在，并在两种权力关系的联盟中形成新的“权钱交易”，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愈发的复杂。面对这种复杂的历史利现实，无法逃避，也无法简单化，需要复杂的思考。一方面需要借助流行文化的力量，推动商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对新的金钱权力关系和权钱交易作有力的解毒工作，在金钱等权力关系中争得一个空间。   

包亚明的《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选取上海衡山路酒吧一条街，和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为中心的酒吧消费圈作为观察对象，通过实地调查，来考察和分析新时期的上海都市消费文化现象。通过一手材料的掌握，从现代性、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上海都市空间的变化进行了阐释，以及从消费的角度对上海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进行了解读。在作者看来，上海酒吧所代表的空间，不是单纯、被动的地理环境，而是消费主义全方位地进驻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一个绝妙注脚。包亚明的研究通过进入研究对象群体内部进行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自内而外的展示意义的阐释，明显区别与那些纸上谈兵的著述，称得上是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西方话语本士化的一个精彩个案。

四、多视角下的本土理论话语资源探索

在以上几个主要的理论范式同时，一些国内学界直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实，摒弃了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分析我国大众文化的适用性的讨论，转而从美学、哲学、大众消费学等其它学科汲取养分，从各种崭新的角度进行了主动的文化思考，是对我国的文化现实讲行了阐释和解答的有意义的理论尝试。以下仅对几种主要的理论视角进行简要的评述。

1　狂欢说

孙长军《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新时期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一文从民间文化角度对我国当前大众文化的狂欢性进行了剖析。作者首先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等西方文化理论在分析我国大众文化时存在的局限性，认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处于一种文化理论贫困状态。同时充分肯定巴赫金狂欢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启发意义。因此，作者接下来论证了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同质同源性，认为两者只是传播方式上存在区别，民间是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后民间文化。在这基础上便将巴赫金关于民间文化的狂欢化理论移植过来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巴赫金认为狂欢化是民间文化的灵魂和核心一样，孙长军认为狂欢化也是大众文化的灵魂，“大众文化借文化的狂欢为人性的暂时舒展提供了可能”。本文从文化狂欢的角度来考察大众文化，敏锐的捕捉到大众文化中大众普遍参与的狂欢性，希望通过巴赫金狂欢理论移植的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话语资源，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种努力也未能从中国自身的文化特征出发来构建，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西方理论机械移植痕迹，同时大众文化与与民间文化同质性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2　生产消费结合说

李德顺的《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一文，从大众文化的文化主体和功能角度对文化的价值取向定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文化的“生产消费结合说”。认为大众文化应视作为一种面向群众、依靠群众、服务予群众的“大众的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应该理解为一个文化体系内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精英文化”代表文化的生产一方，即文化创新形式和特征；“大众文化”代表文化的消费一方，即文化自我享用的形式和特征。同时作者强调，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能否有机结合、形成良好的互动，从而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起点在于“精英文化”，即文化有组织的生产一方，因为群众文化消费具有“自发性、既成习惯性和从众化心理”。从该观点出发，很自然可以引中出这样的结论：代表文化消费一方的大众文化是这个良性循环中被动的一方。因此作者摒弃“精英文化就是精英人士创造的文化，大众文化就是大众创造的”文化观点，并站在群众立场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在一个体系内把文化的生产并和消费结合起来研究是富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这种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观把文化的生产全盘交给了精英人士，一方面并不符合我国文化实际，另一方面在事实上把把生产和消费割裂了开来。

3　视觉文化说

周宪在《视觉文化与消费社会》一文中，从消费社会和日常生活审美化角度指出视觉文化己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视觉文化迅速占领市场的过程。都市文化进入图像泛滥、影像爆炸、视觉狂欢的时代。我们正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被视觉符号所统治的时代里，我们越来越依靠直观来获取信息、阅渎逐渐成为多数人的负累，咬文嚼字成了学者的专利。在笔者看来，从视觉文化和审美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大众文化，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他的偏颇之处在于视觉文化并不能等同我国的大众文化，一方面大众文化不是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审美特征，人们的选择还是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其中还有较多跟随文化消费宣传引导的偶然性；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大众文化内部也是多元化的，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文化消费和审美需求的个性化特征明显。

4　两种时间说

孟繁华在《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一文从文化消费角度指出，当下中国的文化存在着两种真实的时间和两种虚假的时间。首先作者描述了当下两种共存的真实时间表：中心城市的时尚青年“新潮”或“前卫”的文化时间，已完成“同国际接轨”；与此同时，“老少边穷”地区仍有极强的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古老”文化时间。然后作者批判了大众文化制造出的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作者认为大众文化“不是一个审美的领域，它是一个满足欲望的领域”，因此大众文化是一种市场文化，主要遵循的是市场的规则，这是这种以消费为导  向的市场规则在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中制造了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一是以怀旧文化为表征的过去的文化时间；另一种是当下以白领趣味作为表征的文化时间。过去的文化时间消费怀旧，当下的文化时间消费白领趣味。总而言之，大众文化无论哪种形态都是以市场为目标，无论怀旧，还是白领趣味，都可以成为流行和时尚的东西，关键是要有市场。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离不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大众文化与消费、市场的联系是必然的，两种时间说作者很贴切的描述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下的大众文化发展区域差别，以及大众文化消费怀旧、白领趣味两种主要的取向。但是，仅从市场角度将大众文化理解为市场文化也难免有失偏颇，大众文化不等同于市场文化，一方面，市场只是大众文化的一个属性；另一方面市场特征并不是大众文化所专享。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当下大众文化进行了独到的解读，真可谓另辟蹊径。虽然这些学者的论述在学界尚未形成主流，影响力还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他们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却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反应了国内学者对寻求本土大众文化理论话语资源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也在实践层面拓展了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视野，和多种可能性。在他们的努力中，也让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进程看到了更多现实的基础和希望。

注释：

①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划。

②张汝伦：《论大众文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③张汝伦：《论大众文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④尹鸿：《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⑤戴锦华：《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天涯》1999年第2期。

⑥赵勇：《平等与民主的神话—论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2003年第6期。

⑦赵勇：《平等与民主的神话—论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2003年第6期。

⑧旷新年：《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天涯》2003年第1期。

⑨陶东风：《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⑩程文超：《波鞋与流行文化的权力关系》，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孙长军：《巴赫金狂欢理论和新时期中国狂欢理论》，《江汉论坛》2001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①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②张汝伦：《论大众文化》，《复  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③周宪：《大众文化的时代与想象力的衰退》，《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

④尹鸿：《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⑤赵勇：《平等与民主的神话—论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2003年第6期。

⑥戴锦华：《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天涯》1999年第2期。

⑦旷新年：《作为文化想象的人众》，《读书》1997年第2期。

⑧旷新年：《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天涯》2003年第1期。

⑨韩少功：《哪一种大众》，《读书》1997年第2期。

⑩程文超：《波鞋与流行文化的权力关系》，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孙长军：《巴赫金狂欢理论和新时期中国狂欢理论》，《江汉论坛》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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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负责：叶钦地

课题执笔：刘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