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阐述了福州港市自秦汉以来的滥觞，唐五代的发展，再到宋元时期的勃兴，明清南台社会的兴起的历史过程。力图从福州水陆变迁和航海交通角度出发，演绛南台成为福州商业社会最先兴起的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因素。
      ［关键词］福州南台水陆变迁航海交通商业社会

      一、闽越传说与“南台”名称的由来
      “南台”一词比较早见于唐代翁承瓒《南台路书事》①。在翁承瓒的另一诗篇《甲子岁，衔命到家，至榕城册封，次日闽王降旌旗于新丰市堤饯别》中也提到“钓龙台”，诗中写到“争得长房犹在也，缩教地近钓龙台”。按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地理类四》中“内外城壕”载：“南台，城南有越王钓龙台，故名。”同书卷八·公廨类二中另有“武胜王庙，今南台教场之北。《旧记》南台馆后。知此别有馆也，今犹呼馆前庙。” ②《旧记》乃唐林谞所撰，说明唐时已有“南台”之称，同书同卷在介绍“明德赞福王庙”时，还述及：“自唐大历以前，闽城通得祀者四：南台、善溪、城隍与此而已。”也可间接证明这一点。“南台”是与无诸受封和余善钓龙的传说相联系在一起。《八闽通志·山川·闽县》：“钓龙台山。山由乌石山一脉蜿蜓起伏，径白马庙，山行数里，至上行尾，崇阜屹立，俯瞰巨潭。台上可坐百余人。”旧记云：“越王余善于此钓得白龙，以为瑞，遂于所坐处筑为坛台，因名钓龙台。”《闽都记·郡闽县胜迹》：“钓龙台，在惠泽山之南，相传粤王余善钓白龙处。一名越王台”。可见越王台即钓龙台。③宋·林世程《闽中记》载：“昔汉遣使封闽为闽粤王，授册命于此。其后即此立庙。”刘邦的诏令说：“故粤王亡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④，南台的名称盖源于这两个传说。
      二、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福州港市的滥觞
      汉代，福州海湾洲岛陆续涌现，并有大片沼泽地产生，⑤洲土不断向南扩大，突入海中，就使福州形成半岛的地形。所以《山海经·海内南经》称“闽在海中，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郭璞也注：“闽（指今福州）在歧海中”⑥，“无诸建国古蛮洲，城外长江水常流”，说明当时冶城是临闽江而建的，福州是个半岛。现在的福州台江地区甚至整个南台岛都还在大海之中，只有地势较高的惠泽山、高盖山、大顶山、妙峰山、九曲山等山丘突出海面形成岛屿；现在的晋安区的前屿、后屿、横屿、竹屿那时也是这些众多岛屿之一。据学者研究表明闽越国时福州已有海上船队和舟师⑦，闽越国人谙熟海上航行，并且还有一定海外贸易活动，可能与当时外越所在的台湾岛、南亚、日本已有贸易往来。⑧可见，当时的“南台”一带是洲岛密布水道畅通，舟楫穿梭的歧海湾。因此，在汉武帝挥师入闽之后，徙其民于江淮间，但还有不少闽越国人隐匿于崇山峻岭和海岛之中，今天在城门镇九曲山发现的汉代岩画石刻或可证明。东汉时“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难，沉溺相系”⑨，福州港成为当时南海航路与东海航路之间海上贸易的中转枢纽。东汉末年，王朗被孙策击败后，“亡走浮海；……到东部侯官”。虞翻仕吴，敢直言，被孙权流放至交州，晚年，孙权思虞翻，令交洲给其人船，发遣还都。可见，虞翻往还交州、闽中，都是走海路。⑩吴国时，孙吴在今天澳桥的北面开元寺东设立造船机构——典船校尉，“谪徒造船于此” 。吴国时期的闽中，是山越人的重要地盘，经过三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有所增长。东汉末建安年间，孙策派山阴人贺齐领南部都尉，率兵南下闽中，经过八、九年的战斗，平定了闽地沿海一带，当中有水师参与做战。公元269年吴国曾派大军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可见，当时福州南台港是吴国的海军基地和造船基地，而且，当时，杭州、福州、广州之间的海路已为人所熟悉，虽然航海还冒着台风偏航和波涌沉溺的危险。
      魏晋六朝时，“永嘉南渡”、“八姓入闽”带来北方先进的文化及技术促进了福州的开发及经济的发展。当时北方战乱频繁，福州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福州港也开始参与对南海的交通。南朝陈时期，有一印度僧人拘那罗陀来到晋安郡（首府即今福州），他从晋安郡乘小船到南安郡，等候“更装大舶，欲返西国。” 后来，他应当地僧人之邀，挂锡南安的伽蓝寺，在这里翻译了《金刚经》。天嘉三年（562年）九月，扬那罗陀乘船离开南安郡，本想返回故国，不料遇逆风又漂回广州。这说明当时福建福州与南亚的海上交通关系。虽然当时“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 ，但是因风向偏航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据《后汉书》东夷传载：“会稽海外有东缇人，分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亶洲……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遭风飘移至亶洲者”；（有专家考证东缇即日本，亶洲乃今菲律宾。）梁天监六年有晋安（福州）人渡海，为风飘泊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这些“习御长风”的水手和航海家多是闽越国人的遗裔蜒人，是他们最早开辟了福州港与外界的航线和海外贸易。东晋末，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沿海各府，失败后，其残部也有下江海而入蜒家者。梁克家《三山志》引《寰宇记》曰：“白水郎，夷户也，亦日游艇子，或曰卢循遗种，散居海上”。明何乔远《闽书》称“昔人徙居海岛者七种：卢亭、白水郎、乐山、莫徭、游艇子、山黄、云家之属是也。或云：白水郎乃卢循余种，散居海上，以船为家。”今天南台岛的卢滨洲人甚至有声称自己是卢循后代。
      随着时代的推移与技术上的不断改进，通向闽中的海路越来越顺畅。《颜氏家训·归心篇》载：建安郡能造二万斛（约合1千吨）大木船。南朝梁时，陈宝应据闽中，他乘侯景之乱由海路北上会稽，“宝应自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至玉帛子女。其有能至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后来，陈文帝派遣水陆大军入闽，余孝倾部从会稽海上掩至闽中，从后路抄袭陈宝应，这是成功的海上作战范例。此后，隋统一江南时，闽中曾有王国庆等土著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伍，素泛海淹至，国庆惶遽弃州而走，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可见，当时虽有海路艰阻，实际上大型舰队往来於海上，并无太大困难。隋时，已清楚地了解台湾岛在福建的东面，连水行日程也很明确。《隋书·流求国》载：“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大业年间，隋炀帝听从福建航海家何蛮的建议，三次派遣朱宽、陈稜、张镇周等人率兵泛海而往台湾。据《隋书·陈稜传》记载，隋军到达流求时，“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这一记载反映了榕台之间早有贸易往来。六朝以及隋代福州的造船航海业初显活跃，这是与南台当时的海湾港口地理条件与闽越遗裔白水郎的贡献分不开的。
      晋代，海侵继续后退，海面再度下降，海湾变得更浅，福州市区又有许多新的沙洲和沼泽地浮现。太康三年，晋安郡设立后，首任郡守严高在建造子城同时，发动劳动人民将福州地区的沙洲和沼泽地加以人工堵截，围出东西二湖，以灌溉农田，使郡城免受水灾，并在虎节门外，开通大河名叫“大航桥河”，可通舟楫。西晋、南朝时期，福州一带有了早熟的粳稻，《晋书》就记载“东南以水田为业”。沿海淤积沼泽，水量充足，灌溉便利，适合水稻种植和生长。葛洪《抱朴子》说：“南海晋安有九熟之稻”，南迁的汉人还把种麦、豆、粟的生产技术带进福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收入的福州水果品种，有杨桃、橘子和王檀子（黄皮果），当然，还有丹桔、余甘、荔枝、龙眼、橄榄。南朝时，南台岛上的怀安已有人在此造窑烧瓷，该窑址烧造年代从南朝始至唐代中晚期，持续了360多年，据《福建文博》2003年第2期报1996年福州城门铁头山曾经挖掘了一个南朝初年的墓葬，说明南朝时期南台岛上已有人居住。
      三、唐五代福州南台港的发展
      唐朝盛世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福建的商业和海外贸易逐渐趋向繁荣。福州地处闽江下游，又有通海之便，是全闽最主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所谓“东闽盛府，百货所聚”，安泰楼一带，更是“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荫榕叶中出”。 可见当时福州商贸繁华之一斑。
      唐代，由于闽江长期携带泥沙沉积，再加上人们的筑堤围垦，福州陆地面积扩大，沙洲、沼泽地又增添了不少。此时在州城西南面沙洲和沼泽地当已连成片，使得大航桥河通潮受阻，河道淤塞。于是为改造这片洲土，即从农田的灌溉和航运需要出发，观察使郑镒便在这里开了洪塘浦可通海潮（也称南湖）。在这之前，贞元十一年（795年）“观察使王翃辟城西南五里二百四十步接西湖之水灌溉于东南，今柳桥是也” ，此即南湖。南湖约在今柳桥、陆庄、凤凰池、福屿一带。唐五代时期，福州的水利灌溉工程是以湖潴蓄水泽为主，在湖与湖之间有大濠相接，同时湖水通过闸门又与河浦相通。南湖一头承西湖之水，一头从洪塘浦通潮。在城市的东门外东岳岭以东，竹屿、横屿、前屿、后屿为沙洲之地形成水田之地，由于直接面海，原来常受卤潮之害，每当六月潮水上涨，禾苗多被卤死。太和三年（829年），在闽县县令李茸主持下，百姓于闽县东5里处修筑海堤，蓄溪水灌溉，“其地300户皆成良田。” 此时，泉山去海已经十有余里。这是唐代福州开始的较大规模围垦造田与海争地的一大壮举。尽管唐时福州城区扩大不少，但是，就在此时见于唐人诗文的描述，福州城南是极目“沙墟”，“祗堪图画不堪行”。对此，梁克家在追述往事也曾说过，福州“州南七里并城以西，地污湿”，而且“蛙蟹洿辏，负蒲苇之豪，家禽野牧，触践无禁”，为了便于人们祭祀，唐大中六年观察使杨发将设在城南的古社稷坛迁於其西。因为城南尚处沙洲沼泽地发展阶段，州城难于向南拓展，所以至唐福州还以西晋所筑子城作为州城，直到唐末之际，五代扩建罗城和夹城，南边的城门才被延伸到今安泰桥和南门兜一带。那时钓龙台紧临江边，去江仅百余步，王审知曾在此设迎宾馆。另据传说，南唐之际现在的上下杭道尚是闽江洋，只有几家客店，时人谓之“留饭铺”，让一般渡江外出的人投宿用。此时已出现“上渡”、“下渡”之地名。
      围垦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从《三山志》记载的宋真宗时期占城稻传入福建的培育情况可推知唐五代时福州的水稻生产水平比较高。唐末，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南诏陷交趾，“润州人陈磻石上言，请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从之，军食以足”。五代王审知治闽时期，实行保境息民和轻徭薄赋的政策，农业生产进一步得到发展，当时福建境内已是“荇菜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隋唐五代时期，闽盐生产基本上还是“划地为埕，漉海水注之日曝成盐，与江淮浙煮盐异”，生产技术水平仍处于落后状态，但侯官县仍是唐代十大盐监之一，福建已是唐代榷盐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五代时，榷盐机构还发放了专门使用在盐流通的产钱券。唐五代时期，福州是造船中心之一。前文已述及军队之需闽台之间粮食运输用及千斛大舟，唐天宝三年，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壑、普照等人曾派人到福州买船以东渡日本。由此可见，福州造船技术已达相当高水平。
      唐五代时期，福州与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以及东南亚印度等地的海上交通更加频繁。如天成三年（928年），“新罗僧洪庆自唐闽府航载大藏经一部至。”据日本方面记载，大中六年（852年），有唐朝商人钦良晖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国值嘉岛扬帆归国，在海上航行六日，后在福州连江登陆。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本圆珍和尚附商舶来到福州，在开元寺就中天竺般恒罗学悉昙。又据《入唐五家传》上的记载可知，咸通六年（865年），有日本商舶“自大唐福州得顺风五日四夜著值嘉岛”。在福州与东南亚交通方面，《唐会要》卷100记述了天祐元年（904年）六月，有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诃粟，被中国政府授予宁远将军之称号。唐代佛教颇盛，福建尤盛，唐文宗时就有印度高僧般恒罗来福州传授佛法。天祐三年（906年）又有“西天国僧声明三藏”来福州讲经布道。此外，当时大批大食商人也蜂拥而至福建沿海口岸（包括福州）贸易，以至当时福建有“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的说法。
      在商业活动中，唐朝也采取比较自由和开放的政策。大和年间，唐王朝在福州设置了市舶管理机构。唐高宗大和八年（834年）曾诏令：“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五代时期，海上交通贸易迅速发展，王审知招徕海中蛮夷商贸，开辟甘棠港，还在福州港置榷货务，专门管理舶货和榷事务。此时，福州商港已由位于大航桥河西端的澳桥和还珠门外移到安泰河西端的水部门和安泰桥。闽国统治者从福州、泉州还发出船到海外贸易，频频派使臣泛海自登莱朝贡中原五代王朝。“江海通津，帆墙荡漾”。由于官方鼓励商人出海贸易，从而出现了五代后期福建海舶和商人出海贸易的盛况。当时晚唐人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诗中描述到“船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 唐末闽人黄滔也有这样诗句：“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 
      五代时期，福建矿治业发展，加上海外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刺激城市商贸经济发展，闽王氏政权为了适应在流通领域中对金属货币的日益增长，数次铸造钱币，如“开元通宝”、“永隆通宝”等，早在唐会昌五年（840年）福建已始铸背文“福”字的铜钱，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闽人自古就有善贾习俗，唐人独孤及称“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广利，与巴蜀比富，犹无诸余善之遗俗”。随着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技术进步，商业也逐渐得到发展。这些闽商因此殷富，拥有一定的势力。闽国政府有时还借助“闽商”之力沟通与五代王朝的往来，甚至以“闽商”为使者“奉表称藩”于五代王朝。“闽商在外，外地商人与闽商争邸”等商业纠纷之事，也时有发生。
随着海外贸易发展和商人的来往，唐中叶福州也出现了外来宗教。“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 据连立昌先生考证，建于唐大历三年的金光明院，即后来的乌山神光寺很可能就是摩尼寺。唐中叶，闽人尚有相当数量的闽越人血缘，朝廷为了取得闽人的支持，于大中十年（856年）重建无诸庙。唐乾符五年，南台岛城门螺洲一带就建起了灵山寺，在岛的东部的瑞迹山上瑞迹寺唐代也已出现。唐时，城门谢坑村还出了一名高僧师备，“姓谢氏，幼好垂钓，泛小艇于南台江，狎诸渔者。”说明唐五代时，南台乃南台岛即已沐佛风梵雨。开宝七年（974年），福州经营海上贸易的人即舶商，他们为祈求海上航行安全，曾在东门易俗里建立一座寺院，名叫“舶塔天王寺”，址在今塔头康山一带。
      四、宋元时期福州港的勃兴
      到了宋代，大航桥河已经变成小河，在安泰河以南另有一支港汊，流经宁越门外，王审知扩建夹城时，被作为濠沟，系自通仙门外流经洗马桥，此外濠可通大江，潮水能由外濠进入内沟，使内沟外濠得到回流，保持沟水的清新，并因平时重视，河道宽深，能够通航，故宋人程师孟称：道山亭（乌石山）“前际海门，回览城市，宜比道家蓬莱山”宋时，皇祐年间，南台江东西始有洲（系指楞严洲与楞严洲西北的另一沙洲）；元祐时，二洲江沙颇合，港疏为二，郡人王祖道遂相其南北，造舟为梁，北港五百尺，用舟二十，号合沙北桥，南港二千五百尺，用舟百，号南桥。迨至崇宁二年，江中又浮中洲，港分为三，北港为桥用舟十六，中港七十三，南港十三，凡一百有二只。陆游有诗云浮桥险厄“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渡浮桥至南台》）。到了元代，由于闽江年年有洪水，浮桥经常被冲毁，交通时有中断。元大德七年（1303年），万寿寺头陀僧王法助倡造石桥，得到元成宗铁木真的嘉许。同年，造桥工程即行动工，但到至治二年（1322年）方才竣工。其间，工作尚未完就，法助便先去世，最后由其弟子继续完成。万寿桥全长570米，有29孔，其下建造28个舟状石墩，以承托石梁；桥上铺有石板，两边砌以石栏，桥栏石柱上雕有形态各异的石狮；桥的南北端还建有风雨亭。翰林学士马祖常题刻“万寿桥”三字。马可波罗游记曾记万寿桥美姿。宋代是福州造桥的一个高峰期，除了万寿桥之外，路通桥相传建于唐宋之际，按宋代《营造法式》规制建造。胪雷村前桥建于庆历四年（1044），阳歧午桥建于元祐四年（1089年），林浦断桥建于绍兴三年（1133），还有林浦林桥也是建于宋朝。宋代，福州市区洲土更得发展。此时北方人大量入闽，福州地区人口剧增，人力、物力充实了，开发更加迅速。志书载，宋时“泉、漳、福州、兴化军各有海退淤田，江涨沙田，豪势之家诡名请射，岁有增广”，“兴修田土，惟福州为多”东湖在庆历年间逐渐湮灭，至淳熙代已经尽为民田，至宋，卤潮已经退出闽县东二十里，卤潮对今福州城郊的家田危害不大了。宋代潮上大江，尚自钓台东北流入河口津，经过通仙门、美化门东，至临河务入南港，许多船舶仍由钓台山下驶入内港。那时为迎宾送客和观赏闽江风光，还在钓台之上修建临津馆，另据元人马祖常《万寿桥记》，宋开宝七年钱昱所筑的外城，是“三面距江”的，可见钓龙台周围的义、帮、苍霞洲及鸭姆洲，自当尚未形成，即使出现也当属小洲。
      宋时，西湖、南湖曾一度不复相通，水源遭到障塞，南宋末年，南湖已退水复耕。在城东部，蔡襄初知福州复五塘（原东湖之地），蔡襄再知福州时，于宋嘉祐二年（1056年）扩大闽县东边的护城濠，使其通向闽江（从象园口入江），此即今天的晋安河。在城南，当时出现“雨过横渡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的景象。在万寿桥未建之前，当时从仓前山龙潭窟渡过闽江，在苍霞洲上岸，必经法师亭，过桥上龙岭顶，分赴洪塘，或入城内南门。当时洪塘一带依然“洪塘水深不得渡”。怀安渡口商市繁荣，从宋到元，作为福州城乡要道，俗称“闽江北港”。朱熹的《晚发怀安》有咏“挂帆望烟渚，整衣棹别津。风水云已便，我行安得停”。在南台岛上，白湖铺在宋代已成驿站，上接江南铺，下接龙卧铺；元代时中洲成为炮台要塞。省会南台之驿，横山江湖凡五铺，至峡江渡江，又四铺至大田驿，其间要经过峡兜水险。宋郑侠有诗咏：“秋风西峡凤徘徊”，“天堑波涛亦壮哉”。宋元时期，闽江南北港相继出现了不少航标塔，如北港的金山寺塔，有诗咏“胜地标孤塔，遥津集百船”；又如南港边南台岛邵歧古塔，塔七层，绍熙四年（1193年）仲春重修。
      宋代福州已成为全国造船业中心。福州工匠已掌握了全国一流的造船技术，并逐渐转向民间造船。宋时，船场在河口一带，那时已能制造重量很大的“三千斛”大船。这种船带多根桅杆，构造坚固，隔舱防水，并配有指南针以辨认航向。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张浚奉旨在福州一次治办海舟达千艘之多。当时还出现了为外商提供舶船的番船主，据《宋会要辑稿》载：“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以后规定，福建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分三番应募把隘”。有学者据此测算，当时仅福州一地，面阔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就有300艘以上。
      造船业的兴盛和港口的南移，大大促进了福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福州港进出的船舶很多，呈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海船千艘浪，潮田万顷秋”的繁荣景象。北宋时，随着福建人口的剧增，人口对耕地形成巨大压力。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进入工商业领域。福州人“家有余财则远赍健往，贾售于他州”，不少妇女也走出家门，投身于商，“市厘阡陌之间，女作登于男”。当时福州商人一部分在南北商港进行近海长距离贸易，北上临安、建康、山东，南至二广、海岛，一部分则向海外贸易。宋福州大守蔡襄《荔枝谱》载：“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自然还包括南亚、东南亚等地。元朝时，阿拉伯人、波斯人来福州经商传教的不少，甚至在福州建立了首座清真寺，并在城市的北郊辟有墓地。北宋中叶前，福州设有巡检，检查进出船舶，港务与泉州并划，后隶属于泉州市舶司。航线的延展，海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福州与外界的友好交往。天禧三年（1019）即有福州人卢煊等一百人赴高丽经商；天圣年间，又有福州客商陈文祐、周文裔等赴日本经商。大中祥符初年，福州在占城侨民曾取稻种回乡种植。元末，福州南台人陈孟千、陈伯寿、陈孟荣等曾迁居日本，传授雕刻技术，以后定居下来。元代福州人出国相当多，其中大多为南台及郊区的人。元代文学家刘仁年，浙江天台人，官温州路总管，曾来福州旅游，参观了钓龙台及郊区竹屿等外，著有《羽庭集》。他看到福州人之飘海入番，有十余年不归，其妻诉之，乃述其言为赋，其中有“海南番船尽回乡，不见侬家薄倖郎。欲向船头问消息，荔枝树下买槟榔。当时郎著浅番衣，浅番路近便回归。谁知郎入深番里，浪逐鸳鸯浅水飞。”元代藤山人文学家吴海与邻人也谈及南台人出国经商发大财的事情。
      宋朝福州的商港设在水部门，故《三山志》载：“临河务，州东南美化门内，古南锁港，凡百货舟载此入焉，故务于是置。”盐商税务则设于安泰桥北之西。宋时，南门城外是一片“万家市井鱼盐合，千里川原彩画明”，“城廊烟火稠，水陆渔樵蕃”，说明了南台人烟已相当稠密。宋代，福州教育兴盛，宗教特别是佛教兴盛，有“道路逢人半是僧”之说。北宋时，南台浮桥的管理和修维工作是由闽、侯官、怀安三县佛教30个大寺院轮流主持，当时在桥南建立了一个天宁寺（今天安寺），以其主僧们为“三十寺院都管” 承担全责。天宁寺后改名为光贤寺，传说李纲曾谪居于此的松风堂内。藤山一带，据民国蔡人奇《藤山志》记载：唐末宋初居民鲜少，赵宋南渡以后，避乱者渐次迁藤至元朝，始成村落。由是五十家为一社，与里甲制并行，族改里社为境。境是因禳灾赛神需要使地方乡里组织重新组合，形成的以共同信仰和祭祀为特征的地缘性社会组织。“境犹之社，福州社庙皆谓之境”。元至正四年：福州府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八月，是年夏秋大疫。随着福州城生活环境恶化，瘟神信仰越来越盛行。宋代，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过医门十才二三。庆历六年（1046年），知府蔡襄曾作《太平圣惠方》对此神巫觋主病做法严加禁止，并劝世人用医。自元代以来，寺堂之地祀疫神，如建于元代的横街一真庵，又如五通行祠。
      宋元也是福州宗教继续发展的重要时期。照天君宫，建于元至正年间。城门镇城门山泗洲文佛，地藏王，摩崖造像。“绍兴壬午”梁全造南台城门南宋佛迹。福州妈祖庙始建在南宋，原址在水部门城墙附近。元朝，为纪念端宗的驻兵，濂浦村把行宫修为泰山宫，以避元朝的禁令。庙里正殿祀南宋高宗赵构，两侧为赵昰、赵昺，陈宜中、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神像分立偏殿。每年元宵，迎泰山（高湖亦有）。张真君殿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北宋天圣七年建妙峰寺于南台岛。
      五、明清时期福州南台商业社会的兴起
      至明代，钓龙台之下的“旧港”被流沙所壅而潮小舟胶。帮洲和苍霞洲此时迅速扩大。明成化间万寿桥东有一沙洲，洲田数十顷。此洲即鸭姆洲。弘治十一年（1498年），督舶邓太监主持开凿了一条从水部门外河口尾地方直通大江的“人工河道”，即“直渎新港”，使外国航船可以从南台江直接驶入内河口码头。“致使沙合桥河道淤塞”，“嘉靖三年以后新港被洪流冲决，故道复湮。天启三年，旧河旋开，新港复塞。至国朝耿逆入闽，贪海舶之利，复开新港，而沙合桥之水渐次就淤，迄今竟为平陆矣。夏街以南直至中亭街，市廛狭隘，污秽堆积，连岁回禄，疾疫相继。去岁桥下又被火灾，而河心搭盖，浮屋日新月盛，恐日后恢复愈难矣。”福州自明代开凿渎新港后，附近的沙合桥因水流不畅，河道渐渐淤塞，以至屡疏屡塞，至晚清时期，“沙合桥首尾多淤，仅小桥下及后洲桥下有水。”即使新港至晚清也难逃覆辙。这都与居民在河上搭盖大量“浮屋”有关。谢顷品《筹峻水部入城河道策》中指出：“居民委以粪草瓦砾，河口愈狭，河身愈浅，水溢旱干，展转淤塞百来年”。在台江对岸的天宁山，明初，商人在山北麓建盐仓，俗呼盐仓，元末至清初，在藤山峰顶设烟墩以为报警之用。
      在交通与桥梁建设方面，明成化间洪山原有石桥，东起西禅港口，西抵对岸阵坂，不久圯毁。万历六年（1578年）福建巡抚庞尚鹏，改从高安山麓西跨洪山山麓，另建新桥，以“闽山遥接，地骨相连，桥乃可久”，取名“洪山桥”，清代屡毁屡建。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省会南向官路，避宋代以来峡江之险，从仓前桥折入白鹭铺，由阳歧渡江达闽县蒙山萧家道诸铺，至大田驿。随着洲地的扩大和人烟的稠密，明清之际，南台又兴起造桥的另一高潮：始建于明末成化六年（1407年）的彬德桥，周钝重建的沙合桥（小桥），清康熙七年（1668年）由鼓山僧人成源和里人柯应采募银二千余建造的河口万寿桥，建于乾隆四年（1739年）的水部太平桥，建于清乾隆丙午年（1786年）的星安桥，清嘉庆丙寅年（1806年）的三通桥，清木帮商集资建造的白马桥等等。明朝时闽江成为水上航运的大动脉，闽北一带物产集中到福州转口销售。帮洲境内河流纵横交错，尤其沿江沿河岸边有攀龙道、尚书道、沙埕道、拿公道等道头……市场繁荣冠福州之首。
      造船业发达。明代福州船厂分布在南台、河口、洪塘三地及郊县。《八闽通志》载：“福建都指挥司下辖有烽火门等五水寨造船厂，在府城东南河口”，又云“旧福州三卫各置一厂，左卫厂在庙前，中卫厂在象桥，右卫厂即今所是也。”官营造船业工场规模最大，其主要是战船的建造。史载“更烽火、南日、浯屿、铜山四寨，不隶福州卫亦造舟于此”，即福建全省战船均在福州河口船厂营造。明代中叶戚继光入闽抗倭，所需船只和郑和下西洋的海船不少就在福州建造。福州南台的官营造船厂还负责营造册封琉球的船只，即“册封舟”。船厂“旧为林尚书基业，中有天妃舍人庙，额十亩之广。官府的雪峰寺四十亩五分易之为造船之所。”船厂“中深而下，以坞以顿舟。”“庙之在爽垲为厂以为科司院道驻临地。而坞之两旁则以堆置木料诸物与工匠人等居之。左有小沟为界，旧时铁锚尚没其处，右则抵路为界，前则临江，后有墙脚，界限甚明”。福州西门外洪塘，“福州商盐海船一向俱在此打造”。
明清时期福州造船日趋专业化，配套化，转产适应能力强，形成了一支雄厚的造船技术人员队伍。福州南台的的船匠朱丹溪，“经造封船，颇存尺寸，出坞浮水，俱有成规。”“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福建巡抚赵参鲁在福州河口船厂增造福鸟船40艘，充实沿海5个水寨。” 
      由于海外贸易发展，造船之利甚厚，刺激了民营造船业的发展。造船除用于贸易和运粮外，还可高价出售。“有造一船送贼，得银三四百两者，制一篷与贼，得银三十两者。”而民间造一般仅八、九十两，所以“人冒死以往，不能禁也。”万历《福州府志》载：“双桅板艇日多一日，不逞之徒视为奇货”。甚至还有在海外岛屿临时设厂改造船只，“倭人至福建”乃福人买舟至海外贴造重底，往而载之。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有刘长、卞天、郑举仔等购买造船巨木，“公然放木下海直到琅崎贼所，打造战船，且串通伪差官颜瑞廷，令官匠林九苞等，敢于附省洪塘地方制造双桅违禁海船，令海贼洪二等齐驾出洋，更散顿巨木数千株于石工窟、芹州、南屿、阮洋、董屿诸港，乘机暗输，挺险罔利，已非一日。”可见民营造船业规模发展速度惊人。
      福建发达的造船业素为渔业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明清时期“福船”在全国相当有名望，其远洋航行能力很强。当时它有多种类型的网渔船和钓渔船，渔船及渔业生产已趋向专业化。因此，明清时期，福州已具有了远航的渔船和远洋作业能力。此外，福州的水产养殖已相当兴盛，《闽书》记载：“所种者三田名蛏田，或曰蛏埕，或曰蛏荡，福州、连江、福宁州最大”。在南台遍布的十八洋星罗群布，池塘中养殖着各种淡水鱼。处于乌龙江上的水上人家则讨小海，如田螺、蚬子等补口食，如著名的洪塘黄蚬。
      明清时期，由于广大乡村和内地商贸经济的交往，福州成为各地货物的集散中心。明万历年间，福州共有市9个，其中城内6个，城厢3个。较为主要有南台与洪塘。明人王世懋曾形容过繁闹的南台街市，其曰：“十里而遥，民居不断。”而万历时期的林燫在他的《洪山桥亩记》中对洪塘闹市作了如下描述：“商舶北自江至者，南自海至者，咸聚于斯，盖数千家云”。清代孟超然咏洪山桥亦有“桥下千帆落影齐”的诗句。到了清代，福州城市经济与之前已有较大的变化。如清乾隆时人潘思榘《江南桥记》云：“南台为福之贾区，鱼盐百货之辏，万室若栉，人烟浩穰，赤马余皇，估商舶，鱼蛋之艇，交维于其下；而别郭司马之治，榷吏之廨，舌人象胥蕃客之馆在焉，日往来二桥者，大江波然，绾毂其口，肩靡趾错，利涉并赖。”到了清中后期，武夷茶出口中心由广州转到福州，每年流进的白银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元不等，这对福州市的繁荣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如福州南台商业区最盛即和茶业有关。闽省城南隅十里许曰南台，烟户繁盛，茶行鳞次，洋粤人集贾于此，街道错综，有上杭街、下杭街、后洋街、田中路之名，皆阛阓崇闳，熙攘接踵。
      明代中国政府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垄断，一方面规定民间“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一方面实行了一种招徕海外诸国入明朝贡贸易的制度，准许这些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随带货物由官方给价收买。“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明永乐时，福建市舶司设于泉州城。由于琉球贡船来货直驶福州比到泉州便利，又因琉球贡使到泉州后赴京贡道要入闽江北上，而在福州驻泊可直入闽江，加上从事琉球朝贡贸易的人员相当部分是明洪武、永乐年间移居琉球的福州河口人，所以琉球贡船多停泊在福州河口一带。成化年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移到福州，置市舶司于布政司西南，都指挥金事王胜故宅；置进贡厂于城南河口，为贮存贡品之用；置柔远驿于水部门外，为贡使馆寓之所（建于成化十年）。明正德年间又建了控海楼和怀远驿，据《明实录》载，明成化十年至嘉靖末年（1474～1566）的近百年中仅琉球来华朝贡就达78次，还不包括以各种名义来华贸易的琉球船。进口商品中包括邏罗、爪哇以及日本等来的。因此，这一时期，福建与琉球贸易十分活跃，福州港跃居各港之首，一度成为明代海外贸易的中心。明成化年间，路通桥一带已成市。明代福州城区已突破城墙范围，从南门兜直到南台的十里长街，商行林立。由于海外私人贸易的飞速发展，直接冲击着官方的朝贡贸易，出现了“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嘉靖十三年，陈侃使琉球时曾言：“从予驾舟者，闽县河口之民约十之八，因夷人驻舶于其地，相与情稔，故往为贸易耳。”由于私人海外贸易的冲击，削弱了中琉朝贡贸易，福建市舶司职能处于瘫痪状况，福州港也从其繁盛顶峰直落下来。
      清循明例，凡琉球“进贡来闽，夷使所带银两货物例准其在南台柔远驿开市贸易。”清代封舟多选用民船、商船代用，但政府不给船户租金，通常准许船户带货到琉球贸易作为补偿，并对贸易货物免税。因此作为封舟被选用的商船户主，都要携带大量货物前往琉球贸易，使福州与琉球贸易进一步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宣布停止海禁。此时洪塘港淤塞，闽江上下游来往船只多直达南台港，南台商业日臻繁荣。同年，闽海关设立，分驻福州南台与厦门两地。“督理闽海关署，在府城外南台中洲”。闽海关的设立，加强了清政府对福建海外贸易的管理。康熙五十九年，准许外商设立“公行”，各地商人在福州建立会馆。雍正七年（1729年），全面开禁，使“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因此，福州对外贸易才重新得到发展，并逐步走向繁荣。当时福州主要与琉球贸易的“十家帮”，包括河口一带的卞、李、郑、林、杨、赵、吴、丁、宋九家和城内的刘家，这十家球商实质上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官许牙行”，清乾隆时期福州的钱庄业即由当时资本最雄厚的盐商和当商担保来发行钱票。乾隆五十七年（1790年），清政府开放台湾淡水厅八里岔口与五虎门对渡，也进一步促进了福州台湾贸易发展。
      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新品种通过海商引入福建，其中的甘薯的引进对福建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甘薯最初是福清海商（弃儒从商）陈振龙从吕宋引进的粮食作物，最初在南台沙冒井（今小桥边达道路）试种成功。当时，福建各地适遭荒年，饥民遍野，在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倡导下，全省推广种植番薯，使民众度过了饥荒，并使番薯成了福建历史上重要的粮食之一。福州作为闽省“僻在南服，地狭民稠。”经过明初的和平时期休养生息，福州人口不断增长，成为有几十万人口的商业城市，粮食消耗量很大。另一方面，明初福建海上贸易被禁止，府州之间少有粮食流通，降至明中叶，福州的粮食尤其匮乏，万历年间，福州连年大旱，还经常发生水患。因此，明代福州粮食主要靠进口，主要靠闽江上游四府供应。由于明代倭寇，朝廷和地方政府屡行海禁，主要是禁止上游粮米通过福州洪塘，以防百姓以粮济盗。一时，洪塘成为重要的米市，沿海三县，甚至漳泉缺粮区到福州洪塘来运上游粮米。董应举在崇祯年间曾说：“今漳泉、兴化诸府贩日集洪塘，贩米而出”。与毕见素议改折官籴。清朝，由于战乱米价陡涨“闽中多种蕃薯，……迩来栽种大盛，闽地粮糗半资于此”。就连富家大户，亦赀下以蕃薯丁和米炊饭，日供一餐。大多数贫民只能以蕃薯为主食。此外，明时洪塘还是闽北山货的集散地，特别是毛竹和杉木，从闽江地区编筏而下，至洪塘进坞。清中叶开始，则由白马港入河口形成伙贩街的木材集市。
      明清时期，台江已是相当繁华的街市，历代文人墨客有诗为证：“近市鱼盐千舸集，凌空楼阁万山低”，“城南十里沙为岩，鳞次千家拥钓台”，又诗云“开窗四望，诸上若拱若揖，台江之水横车若带，俯瞰左右，万瓦鳞比，市声者闻。”明清南台商业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福州以茶叶贸易为基础的商贸大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