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1]。从育人的角度理解，这里实质上十分深刻地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青年”的重大命题。

　　如何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青年的理论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我们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2]。显然，社会主义核心观的内在逻辑涵括有国家层面价值要求、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三个维度。更深入地联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还会发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的新国家论、新社会论、新公民论等“三个新论”，这是一个全新的丰富发展。

　　如此，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青年人的理论与实践，就可以有在深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的新国家论、新社会论、新公民论等“三个新论”基础上，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国家论培育青年、新社会论培育青年、新公民论培育青年“三个维度”。

　　一、新国家论培育青年的四个任务

　　经典马克思主义全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马克思曾界定：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由于“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法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国家的起源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的政权及政治制度等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国家的职能是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管理职能三个方面，国家的国体是表明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国家的政体是指采取什么样的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的消亡是与阶级消亡同步的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整体性、系统性地往前推进，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为焦点，简洁精当地概括出了新国家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就是要冶铸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四好”新型国家。

　　其中，新国家层面的富强价值取向，主要是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乃至先进生产力，作为新型国家的起始职能甚至第一职能凸现出来;新国家层面的民主价值取向，是将人民当家做主、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统一起来的民主政治和协商民主，作为新型国家的特定政体确立下来;新国家层面的文明价值取向，倡导的是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正在发生的文明过程，作为新型国家的基因元素承继开来;新国家层面的和谐价值取向，追求的是将国家的起源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升华为国家发展过程中各个阶层的和谐共生，作为新型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构起来。

　　在厘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的新国家论基础上，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国家论培育青年维度，面对当代青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问题上思考的实际，则可大致有四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培育青年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客观历史及其现实形态，凝聚起坚定的“中国国家认同”的价值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及其现实形态的建构来之不易，其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卓绝的客观历史过程，尽管它还需要且面临着深刻的改革和法治建设，需要完成的任务还非常繁重和艰巨，但比较起其他的国家及其现实形态，它应该是最显先进、最具活力、最有前途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属于我们每个中华民族青年及其家人的国家。可以有一千条理由反思这个国家的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没有一条理由否定对这个国家的意义和前途真诚认同的价值判断。

　　第二个任务，培育青年清晰分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这个国家，从根基点上做好准备投身或即时投身于广阔的“中国国家建设”的价值实践。这个问题不是虚幻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空谈的而是实干的。现在要建设的不是所谓的永恒普世的国家，不是那些贫穷分裂的国家，也不是某些意识鼓吹作为样板模范的国家，而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这里的中国特色是指风格形式，社会主义是指性质内容，两者辩证的、历史的、科学的结合就是我们所需要建设的国家。怎样建设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遵循建设国家的客观规律，将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价值元素优化组合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第三个任务，培育青年理性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中国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民主，化解“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困惑的民主问题上的世纪难题，以确立科学的“中国国家民主”的价值选择。民主是国家形式，具有多样性，哪一种或哪几种民主形式符合什么样的国家，并非千篇一律，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民主，没有少数人强加的只有大多数人选择的民主;民主是多向亲和的，所谓孤立的、独大的、暴力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总是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民主与法制、民主与科学等多向亲和的民主;民主是一个过程，既是时间延续的历史过程，又是空间伸展的地域过程，还是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演变的积累过程。

　　第四个任务，培育青年深刻剖析中国国家既定演化过程中，矛盾对立统一主导方面的变迁趋向是统一，以建立乐观的“中国国家和谐”的价值信念。运用矛盾辩证思维的方法分析，如果说从原始社会解体直到最近的过去时代，中国国家是以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国家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在现时代，中国国家则是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生产力不足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国家主要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工具。当然仍要面对一些阶级斗争的问题，但只是局部的、即时的、非主流的。而全局的、长久的、主流的是促进各阶层、各民族、各区域的多元共存、尊重包容、求同存异、适度化异、天人和合。国家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将矛盾调解到对立统一中的高综合、高超越、高契合的至高境界。

　　二、新社会论培育青年的四个课题

　　经典马克思主义全面奠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马克思成功地将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引入对纷繁复杂、盘根错节的人类社会的剖析中，他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进而清晰地清理出人类社会进化的基本脉络：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其正确回答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运动;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生态生活等要素;人类社会形态，总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依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某个阶段的跨越也是规律性的表现;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够不断得以优化的具体推动力，有革命、改革、科学技术、人民群众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说具体化、制度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它同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为焦点，求真务实地概括出了新社会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就是要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四能”新型社会。

　　在这个“四能”新型社会中，新社会层面的自由价值能量要求，指称的是作为新社会建设的目标，自由是历史的、理想的、需要不断追求的，作为新社会建设的现实，自由则是要求整个社会能够自觉、自信、自在地按照社会客观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前进;新社会层面的平等价值能量要求，强调的是整个新社会在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生态生活等方面创造与分享要相对平等，要注意起点平等、机会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的有机统一，要做到制度平等、法律平等、权力平等、人格平等的动态平衡;新社会层面的公正价值能量要求，最重要的是呼吁和践行新社会的公平正义，各级各类制度、政策、规则、公权、司法的制定、执行、检验要以社会公正为基点，各个有差异的权益主体、阶层界别以及社会体系中的各个部分都能享受社会的公正待遇;新社会层面的法治价值能量要求，谋划的是新社会的基本秩序及其保障维护的良法和善治的契合，一方面是符合中国特色新社会客观建设规律的宪法、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是反映中国特色新社会人民普遍意愿的善治善理实践。法治信仰、法治精神、法治规则、法治实践缺一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的新社会论，不仅将经典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学说提升到当今时代的新境界，还对当代青年最具关切、最多争论、最深思考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问题指引出了科学回答和实践的立场、方向、方法。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社会论培育青年维度，就要引导当代青年人理论联系实际，由此引申出四个课题。

　　第一个课题，培育青年人全面开展社会层面的自由价值要求的历史、内涵、边界的研究，领略中国特色“当代社会自由”的价值秘密。对社会自由的向往与某些程度上的实现，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的历史、整个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社会自由的内涵，一是表现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比较优化延续的社会总是能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更多获得自由改造自然、利用自然、顺应自然的能力;二是表现在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比较文明领先的社会相对比较野蛮落后的社会，在自我改造、自我进化、自我协调方面更具有自由度;三是表现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中，愈是现代社会愈给予每个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和自由时间，其趋势是愈来愈宽松而不是愈来愈狭窄。社会自由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具有严格边界的，包括法律边界、伦理边界、他人边界。

　　第二个课题，培育青年辩证归纳社会层面的平等价值要求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客观性与主观性、制度性与体制性的关系，把握中国特色“当代社会平等”的价值要素。社会平等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天生的、基本的、普遍的价值诉求，这一点是没有疑问、没有异议的，这是绝对的;同时社会平等又是后天才能达到的，是高低要求不同的，是依据具体语境和现实条件而评判的，这是相对的。社会平等与否及其程度，肯定要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总是有既定的标准和评定结论，看得见摸得着，这是客观的;同时社会平等的认可又常表现在人们的心理上、感觉上、意会上，并且成为不可忽视的估价态势，这是主观的。社会平等水平受着社会制度性质的强烈制约，私有制的社会制度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尽管在局部上它可能表现一定的平等，这是制度性的;同时社会平等在现实中又只能是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来不断实现的，这是体制性的。

　　第三个课题，培育青年重点探讨社会层面的公正价值要求中，现实影响最大、最广、最直接的是有关社会规则公正、权力公正、利益公正、司法公正等问题，解析中国特色“当代社会公正”的价值难题。社会规则公正的关键在于制定上，这是社会规则公正的起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社会规则在制定阶段的公正衡量，这第一步走得有差错，会给其执行和修订预埋许多隐患;社会权力公正的要害在于监督上，缺乏有效监督的社会权力很难做到公正或者根本做不到公正，将社会权力放到制度的笼子里，最重要的是放到监督制度的笼子里;社会利益公正的核心在于协调上，社会利益不仅多元化而且走向细分化、差异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协调就显得更加重要，协调不是平均化，而是保证即使有差异也是公正的;社会司法公正的命脉在于执行上，纸面上的、条文式的司法，由于顶层设计的重视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关照，其公正性相对较容易做到，而真正科学执行它以达到公正，绝不只是最后“一公里”，而是全程“多公里”。

　　第四个课题，培育青年真正弄懂社会层面的法治价值要求中，带有全局意义的法治信仰，处理好科学信仰与法治信仰、宗教信仰与法治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与法治信仰的内在关系，引领中国特色“当代社会法治”的价值走势。科学信仰是对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信奉、仰视，法治信仰是对自然、社会、人类治理规则的信任、仰用，两者不仅并行不悖，而且还能互相支撑和渗透，科学信仰为法治信仰确立方向，法治信仰为科学信仰聚集底气;宗教信仰是对先知先觉、积善成德、命运轮回的崇拜、皈依，它与法治信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结论，都可以独立存在，若处理得当使两者互不干扰、和谐共存在是可能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对人类美好社会的向往、寻求，它既是浪漫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行动，就其内涵与外延而论，它完全可以包含法治信仰，将法治信仰作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完全可以是一个优秀的法治信仰者。

　　三、新公民论培育青年的四个意识

　　经典马克思主义全面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学说。马克思指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看待……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5]。并且从本质上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没有所谓抽象的人、纯粹自然的人，只有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在资本逻辑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进而造成人与人的本质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还有人与自然生态的异化;造成人的异化与扬弃人的异化这两者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通过人的异化为扬弃人的异化创造条件，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扬弃人的异化，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这是人的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共产主义的人是一个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人，是正在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过渡的新人。

　　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学说，深化为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聚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上，综合融通地概括出了新公民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就是要塑造千千万万中国新时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四优”新型公民。

　　再进一步阐释，新公民层面的爱国价值培育要求，说明尽管爱国是世界一切民族的基因，它却更是中华民族最基础的本能、最朴实的天性、最直率的行动，要将其发挥到现代新公民的更高度的自觉、更现代的形式、更坚定的信念境界;新公民层面的敬业价值培育要求，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中所明言的“执事敬”“事思敬”“敬业乐群”“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落实到现代新公民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显其能、各奉其公的实干水平;新公民层面的诚信价值培育要求，也是将中华古代圣贤提倡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则是人，伪则是禽兽”的金铄之律，推陈出新为现代新公民所必须具备的诚实、信用素质，且作为人之为人的重要生存方式;新公民层面的友善价值培育要求，更是将已经融入中华民族骨髓的“与人为善，善莫大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善人者，人亦善之”的待人之道，演绎为现代新公民互相爱护、关心、帮助、和睦、友好、亲善的性态，以聚合社会主义新公民的友善交往关系。

　　这里的逻辑叙述已经很明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角的新公民论，在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学说，融通概括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四优”新型公民要求的同时，也对当代青年提出了要求，即做好怎样的准备，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爱国的新公民、敬业的新公民、诚信的新公民、友善的新公民。因此，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公民论培育青年人维度，就要与当代青年人一道，逐步树立做一个“四优”新型公民所应当具备的四个意识。

　　第一个意识，培育青年人切实意识到公民层面的爱国价值要求中，爱国实际行动中的非理性与理性相结合、爱国榜样典型中英雄与草根相结合、爱国思维方式中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结合、爱国宣传教育中灌输与引导相结合等“时代公民爱国”的价值导向，做一个本真的公民爱国价值的追寻者。爱国实际行动中充满了情感、意志、风俗、习惯等非理性的表现，这本身并不是负能量，而是要恰当地将其与规范、合理、规律、趋势等理性的表现相结合，两相补充相得益彰;爱国榜样典型中永远要有高大上英雄的位置，这是中华民族英雄崇拜情结使然，但民间的、身边的、渺小的草根式爱国榜样典型，也是需要推崇的，英雄榜样与草根榜样相结合，1加1大于2;爱国思维方式中出现对国家、民族、家乡现实的质疑、反思、责问等批判性思维，并不能简单地指称其是不爱国，而是要将其往前延伸，批判过后要建设，要提出如何做才能更好，与建设性思维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个意识，培育青年切实意识到公民层面的敬业价值要求中，敬业心态的调整、敬业本领的积累、敬业环境的优化、敬业机制的完善等“时代公民敬业”的价值系统，做一个踏实的公民敬业价值的铺路者。敬业的心态，指的是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否有真正的热爱、保护、追求甚至崇拜的心灵性态，这样的心态调整应当在职业选择我与我选择职业的双向过程中完成;所谓敬业的本领，指的不仅仅是爱这份职业，还要进一步具备专业的本事，使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得到普通人和专家的一致认可，甚至做到极致;敬业的环境，指的是无论国家、社会还是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每个个人的职业活动构筑安全的、得体的、尊严的甚至美好的、舒适的、享受的外部大环境及内部小环境;敬业的机制，指的是要从制度、规则、措施等方面激励、鼓励、奖励敬业者，让其所得与付出的辛劳相匹配，让其地位与奉献的成果相辉映。

　　第三个意识，培育青年切实意识到公民层面的诚信价值要求中，法律底线层面的诚信、市场契约层面的诚信、道德习俗层面的诚信等“时代公民诚信”的价值基础，做一个规范的公民诚信价值的遵循者。法律底线层面的诚信有两条线的不同画法，一条是法律底线上的红线要画得清清楚楚，保护符合法律框架的诚信行为，惩治违法的不诚信行为，一条是法律底线上的虚线尽可能少画，不能让披着“合法”的外衣，故意钻法律空子的假诚信有存在的空间;市场契约层面的诚信需要完善的信用制度保证，诚信无价也有价，每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是否合规守约都应有明晰的信用记录，信用水平越高的个体，应该享受更多实在的市场经济优惠，反之则不然;道德习俗层面的诚信是基于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诚信要求，它可以是朋友间的、家庭间的、族群间的并非成文、成体系的诚信心理默认，也可以是集体的、社会的、国家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诚信道德体系，这两者的存在都是必要的。

　　第四个意识，培育青年人切实意识到公民层面的友善价值要求中，友善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友善的简单性与复杂性、友善的利己性与利他性、友善的即时性与传递性等“时代公民友善”的价值解析，做一个虔诚的公民友善价值的传递者。一般而论，友善之为是人的天性，每个现实的人都有友善的一面即友善的自发性，固然没有错，但要将其引向自觉性，即将友善的理论与实践纳入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有措施、有检测地开展;友善之为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简单到一个微笑、一句话语、一次拉手、一点移动，复杂到日积月累、一生一世、前后左右、盘根错节，有时要将简单变复杂，有时要将复杂变简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友善之为的动机于常人，可能出发点更多的是利己性的，这恐怕也是人的天性，这也没有错，问题是这样的友善之为还要同时具有较强的利他性，这里还不能仅仅是利己而于他人无害;友善之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常常稍纵即逝无影无踪，要将这种即时性转化为传递性，每个受人友善之举的人，都应该有将其传递出去的冲动和行动，如此而生发、引发、进发的友善之力将是何等可观，不言而喻。

　　中国教育学术界和教育实践者先后提出许多前有冠名的培育青年的理论，如文化培育青年、实践培育青年、素质教育培育青年、全员培育青年、协同培育青年、党建培育青年、青年志愿者活动培育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培育青年、网络思维视角下的培育青年等，这对于教育不同层次的培育青年方面理论与实践的深化都很有意义。现在将解读“三个新论”，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青年的“三个维度”命题提出来，并且渗透和内化到所有的“这些培育青年”中去，无疑会给教育培育青年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7期

　　参考文献：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2，168-16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