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闽都文化的概念提出之初曾遭人质疑。因为八闽文化中，有的以地域方位命名，如称闽南、闽中、闽北、莆仙、武夷文化;有的以族群命名，如客家、畲族文化。唯独福州以“闽都”称，似有自大之嫌。其实，了解福州的历史与文化之后，人们便不会以异样目光看待闽都文化了。

　　众所周知，福建进入正史的记载，源于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幸赖良史妙笔，闽越国、东越王、闽中郡，连同冶都、东冶等郡国之号、王者之名以及都邑之称一并载于史册。而自无诸至余善的百余年间，史家着墨最多的，也是关于他们祖孙数代在福州地区的活动。自建都到毁城92 年间，闽越王驺氏家族不详经历过几王，而刘氏皇朝却已然更迭了六位君主。福州(东冶)初为王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实，在闽越族形成、闽越国建立之前，福州地区早已是古代土著南蛮闽族的世居之地。上古载籍如《周礼》《山海经》《逸周书》《左传》《国语》等书，均有关于闽地信息的零星记录。《周礼》甚至有“七闽”人民(族群)与“闽国”(方国)的记述;古籍更称“闽”为蛮族的别支，或芈姓楚蛮。所以，当战国中期于越灭国之后，族人逃散，部分迁入闽中，与闽族人融合、同化而形成闽越族，遂有闽越国之名。

　　基于此，作为闽都文化的底层应有闽族和闽越族土著文化的基因或底色。其明显的特征就在于闽中方言的复杂多样与福州方言的难学难懂(因有土著闽、越胶着语浑融其中);也是民间口传文学、民间信仰与民俗事象纷繁驳杂、令人迷乱困惑的原因。

　　宋代知州曾巩认为，福州古称闽中是缘于它“居闽土之中”。故秦时置郡首称闽中，学者认为其治所在福州应是正确的，尽管秦廷实际并未派官施治。福州称都，本是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进步的产物。“都”本为邑聚之义，都会指人口众多、市肆集中之地，古书也有“诸侯封邑曰都”的记载。而福州从无诸封王建都开始，就是名副其实的都邑，在其后的政治发展中，始终作为历代主政官员的开府驻节地。所以，早在宋代，两任福州知州的蔡襄，称福州为“东南第一都”，朱熹也称福州为“东南都会”。宋代《三山志》还记载，福州城内闽县衙署前原竖有“闽会坊”牌匾，后改为“闽都坊”。可知福州称“闽都”其来甚古，并非因明代王应山著《闽都记》、清代董执谊编《闽都别记》才开始名世。

　　福州作为闽中都会，不仅是王国都邑、郡县治所、州府署地、路省之会。它还具有闽中首邑、八闽首善之区的荣名，标志其特殊身份。正由于此，闽都历代集中了众多的政治精英与文化巨擘;而且闽中主政官员的施政教化、号令指麾皆从此出。史书记载，早在南朝宋时，郡守阮弥之、虞愿、王秀之等开始兴学施教，使“人有诗书，市无斗嚣”，开始移风易俗的教化进程。中唐以后，多任福州知州兼经略军使、节度观察使，如管元惠、李椅、常衮等辈，不仅力推教化，兴学育才，而且身体力行，执教兴文，奖掖揄扬，使福州由“缦胡之缨，化为青衿”，“由机巧剽轻”的旧风转化为“俗成邹鲁”，进而为“文儒之乡”，其文风之盛冠于闽中，重于东南。由此可见，自六朝至于隋唐，福州屡经儒学教化濡染，业已改变民风剽悍朴蛮的旧貌。

　　福州无论是儒学正统文化还是民间民俗文化(包括方言谣谚、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信仰、民俗风情等)，全面的发展进步，应在王审知兄弟率部入闽并主政福州之后。闽王兴崇儒术，创办四门学，推广乡学义学;招贤纳士，整理典籍，终至朝野“儒风济济，雅道靡靡”，为其后福州乃至闽中社会的全面进步奠定基础。

　　到了宋代，因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海外贸易十分发达，市井繁华，文风鼎盛。如朱熹所言，“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称之为“海滨邹鲁”。其时书院、乡学遍布各地，科举甲于全闽，各类人才辈出，学术著作繁荣。主政者力倡儒学与文学，有如蔡襄、程师孟、曾巩、真德秀、梁克家、叶梦得、赵汝愚、辛弃疾等。因为“太守复工文”，故引领福州社会文化风尚。被称为闽学正宗传人和闽学干城的黄榦及其弟子们，大力弘扬朱子“正学”，遂使闽学渐成显学，风行天下，儒学为闽都文化的正脉和主流，乃是不争的事实。

　　闽学文化在明清时期更有弘扬与发展，福州出现许多硕学名儒。清代不少主政官员倡导办学、推广儒术，如理学家福建巡抚张伯行于1707 年倡办福州鳌峰书院，经学家闽浙总督汪志伊于 1817年倡设凤池书院;1870 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等倡建正谊书院;1873 年福建巡抚王凯泰创办致用书院。四大书院引领全闽学术文化，其山长多是闽中著名学者，他们在晚清、近代以后受社会新风尚的影响，纷纷倡行“通经致用”、“明体达用”之实学，培养出大量经邦济世的人才，如林则徐、梁章钜、蓝鼎元、张际亮、陈宝琛、林纾、陈衍、张亨嘉等，皆是名震天下的命世之英。不仅书院山长尤多实学宗师，就是入闽担任学政的官员也多饱学宿儒，如纪昀、朱筠与朱珪兄弟等，也都重视学业、奖掖士子，因而广受好评。

　　福州因其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与文化资源，发展成为全闽文化(儒学文化)的中心和重镇。先是有晚唐林慎之研究和阐扬孔孟儒学，继而于宋初开始理学逐步盛行，福州出现“海滨四先生”(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作为理学先驱而著称;朱熹继杨时、罗从彦、李侗之后，集理学之大成，综合发展而为“闽学”。他和弟子黄榦亲自讲学授徒，培养大批理学传人，成为弘扬儒学文化的中坚力量。明清时期，福州儒学因书院教育与科举考试的发展而繁荣兴盛，出现许多硕学名儒及其学术著作。宋代长乐人刘砺、刘砥兄弟，福州人刘彝、陈孔硕等;元代有闽县人吴海，宁德人陈普、韩信同等;明代有陈鸿、高棅、郑善夫、曹学佺、徐、谢章铤等;清代在福州四大书院传播学术的，有山长蔡世远、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林鸿年、郑鹏程等众多学者，他们都是传承闽都文化正脉的硕学鸿儒。

　　总之，闽都文化的主体和根基，应是中华传统文化，是儒家学说，体现在所谓雅文化的学术文化方面，内容包括学术、文学、教育以及刻书、藏书和诗社活动等，其文脉传承是明确而稳固的。这一方面来自历代主政官员长期布施朝廷政教的影响，也有学士儒师讲学化育的成效。另一方面是民间文化的传承，这是汉吴六朝以来一批又一批北方移民携带中原文化与风俗习尚进入闽中，融合本地土著文化而为闽文化、闽都文化的组成部分。体现在各种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上，而且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充实与创新，如方言、民间文学(口传文学)、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建筑、服饰、科技、医学等等。这些内容除有士人学者参与或引领之外，更多的是靠广大民众自发创造和世代传承，从而大大丰富了闽都文化的内容与特色。考古与方言民俗的研究表明，闽文化在其早期阶段，不仅受闽、越文化影响，而且也受吴、楚文化影响，闽都文化亦如是。六朝以至隋唐，由于移民文化与政治教化的影响，以福州地区(因建制沿革先后称晋安郡、闽州、建州、泉州等)为中心的闽都文化，开始了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的文化积累与传播过程。所以，我们追溯闽都文化的渊源，主流是清晰的，脉络是清楚的，只是在其分支以及来自地方性的文化内容中呈现纷繁复杂、异彩纷呈的现象与特点。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 卢美松